| 作为连续六届的中央候补委员，他最难忘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历史性会议，最受影响的是身为“小巷总理”的母亲的言行，最牵挂的是基层百姓的生活冷暖，最痛恨的是利令智昏而背叛人民。
落座，记者笑了笑：“杨主任，您海拔多高？”杨永良也笑了笑：“净高一米八七。”
同这位自称在全国“省部级干部中身高位列前三名”的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人大主任的交谈，其实是很轻松的。一口淮南乡音未改，采访中我们一再被他那平和不失激情、平实不失精彩的对答所表现出的魅力感染。
杨永良是安徽长丰人，在安徽工作生活了整整50年。
“离开家乡已10多个年头了，现在好像还一切历历在目。调离我也没有思想准备，但也没有犹豫，毕竟自己是管干部的，对中央的精神比较了解，当然感情上有留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北京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过话，我十分感谢中央对我的关心。”
1994年11月，杨永良进入湖北境内，边走边考察湖北老区的经济状况、党的政策落实情况，再到湖北省委报到，才接受正式任命，主持省委常务工作。
无论是此前在安徽，还是此后湖北，杨永良都是中国改革的见证和实践者。
“六朝元老”
1961年初秋，17岁的杨永良自煤矿职工学校毕业后，被招工为淮南大通煤矿供应科的一位工人，不久进入煤矿职工学校学习。
由于吃苦耐劳，乐与群众打成一片，思想进步，在同时招工的100多人中他很快脱颖而出，当选为团支部书记，尔后历任采煤一队副指导员、副科长、科长、采煤二队党支部书记等职。
1973年底，杨永良当选为淮南大通煤矿政治处副主任，不久被任命为矿党委副书记。显然，30岁前的杨永良一路凯歌，让同事们刮目相看。
1977年6月，安徽省委改组，万里被党中央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提出“不搞路线斗争，要抓经济建设”，并开始解决“四人帮”长期破坏的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重新审查十一大代表。安徽省煤矿战线当时职工达30余万，安徽省委决定从煤矿战线选一个有文化、有发展潜力的县级以上的干部。时任淮南大通煤矿党委副书记杨永良的得票集中，于是省委组织部进行考察，考虑推荐杨永良为十一大代表。可是，该矿矿长已是十一大代表，怎么办？省委决定将此方案交全矿1000多名党员讨论，结果大家赞成调整。而后万里又亲自出面与矿长谈话。最终，杨永良任党的十一大代表，矿长任全国人大代表。
让杨永良没有想到的，他出席这年8月12～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采访中，记者笑言：“您早在近30年前就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今也是中央候补委员，可谓六朝元老。”杨永良笑答：“当时，会议进行到选举阶段，我发现委员候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很吃惊，急了，于是找万里。万里做我的工作，说这是中央反复考察定下的，谁也改变不了的。”
本来当上十一大代表就很高兴，被选为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杨永良不免有些激动。
时年34岁的杨永良出席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时光已翻过近30个年头，杨永良对当年全会的一些细节已经不很清晰，但此次会议上大多与会者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他记忆犹新。杨永良回忆道：“邓小平就是在那次会议中被确立了核心的领导地位，得以重新主持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贡献还有，提出和解决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问题。”杨永良感叹，若当年“两个凡是”占了上风，中国这近30年的改革历史恐怕要重写。
大多数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或已作古谢世，还有一些同志，在那次会议后也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可是，杨永良不仅是这次划时代会议的见证者，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的实践者，至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执政为民。
两次“红色之旅”
杨永良视赴京到中央党校学习为“红色之旅”。
1978年，杨永良被组织选派到中央党校进修学习。这次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讲课的老师阵容强大，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实例的剖析，讲得生动活泼，杨永良一点也不感到枯燥。每天下课放学后，杨永良都有一个感觉：时间不够用。
让杨永良没有想到的是，自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一返回，便被任命为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党组书记。离开煤矿赴任时，他与职工难舍难分，一路三回头。
由于杨永良主政的安徽共青团工作有活力、有生机，受到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表扬。一年后，被调任合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主管经济工作。
1983年9月，杨永良又考入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为期两年。这次自北京回合肥，等待杨永良的又是一次职位变动。1984年底，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常委兼合肥市委书记。从此，政治生涯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出任安徽省合肥市委书记不久，杨永良碰到了一场政治风波——
1986年10月开始，在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煽动下，闹起了学潮。随之影响到上海，进而波及北京，12月份进入了高潮。12月23日下午3点，在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等人的煽动下，以中国科技大学为主的3000名学生到合肥市政府静坐，要声援上海交大。晚12点，天很冷，学生仍没有撤走的动向，怎么办？杨永良和市长等人商量，学生幼稚，关键要坚决同方励之作斗争，寸步不让。同方励之较量多次后市委明确表态，方励之等人再不将学生带走，市委将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一律撤走，学生安全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方励之等人负责，没有商量余地。方励之等人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明确态度后，无机可乘，只好将学生带回，避免了更大的动乱，稳定了局势。
母亲影响了成长
谈到对自己成长影响较大的人，杨永良不加思索地说：“母亲！我的母亲长期在基层担任居委会主任，为周围的老百姓服务，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但中国妇女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她身上——勤劳、善良、大度、慈爱。我在她的言行中受到教育。”
杨永良的母亲常素华尽管只是一个“芝麻官”，但身为“小巷总理”的她心里总惦记着困难居民的事，东家走走，西家看看，小事操心、难事挂心。在杨永良的记忆里，母亲的威信很高，居委会的群众，家里两口闹了矛盾，或邻里有些纠纷就找到杨家“讨”个说法、评评理。这时，常素华总是不回避矛盾，乐于解开居民的纠纷疙瘩。
1990年，常素华因病离开自己的岗位。遗体告别的那一天，场面十分感人，几百名群众自发前往送行，一些地方领导也闻讯送上最后一程。一个小小社区居委会主任竟得到群众如此敬重，作为儿子的杨永良在心灵上受到震撼。
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以来，杨永良每年都要处理大量的人民来信。向他反映问题，只要他听到、看到，总是积极沟通，及时批示、处理。
有一次，三四百人的上访群体找上门来，可谓群情激愤。杨永良没有退缩，而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上访群众面前，提议他们选出9个人作为代表，进行对话。为此，他同上访群众一样，不吃饭，接连对话整整5个小时。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外边的上访群众等候里面“谈判”的结果，里边的人一边是坦陈实情、一边是认真倾听和耐心解答。最终属于政策内的问题解决了，上访代表感到问题只能这样解决，感激不已：“杨书记，真的感谢您亲自接待我们。”这时，杨永良也有些动情，并有些内疚：“基层如果能多为群众想一想、多说几句暖心话，各个环节通力协作，很多类似的上访可能就会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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