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报道——
因为他，中国的小麦产量猛增150亿斤，本刊专访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
李振声，不愿做科学界的英雄
2007年2月27日，随着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的揭晓，李振声先生原本平静的科研生活被打乱了。一拨又一拨媒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与李老近距离接触，却被生性低调的他一一拒之门外。
但转过身，他却一再叮嘱助手，与研究所学生的座谈一定要尽快落实，他想和学生们多多接触，尽可能地将自己50余年的研究成果拿出来与他们分享。李老也并不是绝对的“铁面无情”，在记者多番恳请下，他终于答应在第二天的座谈前给记者留出一些时间。
50万元捐款风波
3月6日，北京学院南路一栋普通的高层民宅里，记者敲开了李振声的家门。眼前的李振声头发花白、一脸慈祥，低沉的嗓音露出疲惫。简单寒暄后，李振声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而我们的话题，自然由这次获奖开始。
按照惯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能拿到国家授予的500万元奖金，其中50万元属个人所得，其他部分为科研经费。于是，每年都会有许多人带着无比艳羡的眼光，想要看看这些科技精英们怎样支配这笔“巨额财富”。今年，就在获奖的当天，李振声便公开表示，“荣誉归于集体，这次奖金也应归于集体。所以，我已和单位说好了，将这次奖金全部捐给单位，作为学生的‘助学基金’，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助一臂之力。”此言一出，激起千层浪。
赞成者将李振声视为偶像，而反对者却说，李振声的这一举动，会抬高人们对获奖者的期望值和人格标准，使今后获奖者在奖金处理上陷于两难境地。甚至有人公开质疑，认为李振声纯粹是为了出风头。
“我觉得这样的讨论真的很没有必要！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躲不开耳边的纷扰，李振声一脸无奈。他怎么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在自己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竟会引来争议。“事实上，攒点钱也不容易，要是自己经济拮据，我也绝对不会捐。而我每个月工资有1万多元，老伴是研究员，也有3000多元的月薪，除去日常的开销，不需要花什么钱。如果这笔钱真的能为学生们做点什么，身为老师，我真的很高兴！”
比起很多人，穷孩子出生的李振声对那些贫困生，更多了一份感同身受。
一次考试改变一生
1931年2月25日，李振声出生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北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靠耕田劳作养活四个儿女，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但父母深知，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于是，从私塾到学堂，李振声靠着亲戚的资助一直读到了高中二年级，一心向往日后当上小学教员。
或许是命运眷顾，李振声偶然在街上看到山东农学院的一个招生广告——免费食宿。“既能上学还有饭吃？这是我小时候从没想过的。”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振声报考了山东农学院。他没想到，这一考，考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让他萌生从事小麦育种研究念头的，却是一次假期。那时候在北方农村，很多人都有一个盼望，那就是天天都能吃上白面。当时，人们的主食主要是玉米、大豆等，相比之下，小麦单产低，容易遭受干旱和病虫害。在李振声的老家，乡亲们一直沿用当地的老品种进行耕作，往往忙活一年，收成也不理想。于是李振声带回了学院农场培育的几个优良品种，并拿自家的田地做试验。最初，乡亲们很怀疑，可到了6月，眼瞅着李振声家田里的麦穗沉甸甸，他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登门来换种。
打那以后，李振声每次回家都会带上新的麦种，返校时再包一些家乡的土壤回去研究。几十年过去了，淄博乃至全国的很多地方都种上了他参与研究的麦种。
攻克“小麦癌症”
1951年，李振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从事种植牧草改良土壤的研究。5年后，为了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李振声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到西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陕西杨陵，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那一年，他25岁。
李振声到达杨陵那年，我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小麦条锈病。麦田里一片黄，叶片上全是锈粉一样的东西。李振声和同事们到田里巡查，转一圈出来，蓝裤子竟变成了黄裤子。
条锈病有“小麦癌症”之称，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它的传染性极强，一旦发生将大面流行，导致小麦减产20%-50%，甚至绝收。那时，因病减产的小麦数量达100多亿斤，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二十分之一。
看着许多农民对着染病的麦苗失声恸哭，李振声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下决心：必须要和病菌赛跑！
在北京时，李振声曾经收集种植过800多种牧草，这一次竟派上了用场。“小麦有5000年的历史，一直是人工栽培，抗病能力弱。而牧草则是在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自身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抗体基因，对条锈病有很好的抗性。如果把它的抗病能力转移到小麦上，不就能大大提高小麦的抗病性吗！”李振声提出了自己大胆的设想，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小麦和牧草是远缘，让小麦的后代获得牧草的抗病基因，难度非常大。”为了得到最优质的小麦品种，李振声要从成千上万株小麦中挑选出一株最好的进行繁育。杂交，筛选，再杂交，再筛选……一晃8年过去了，他所期待的小麦优良品种还是没有培育出来。
那段日子，我的压力最大。非议接踵而来，李振声甚至受到“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责难和批评。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了坚持。
1964年，机遇终于出现。就在小麦收获期到来前，接连不断地下了40多天雨。等到天气突然暴晴时，一天之内，几乎所有的小麦全部干枯了。在1000多份杂交品种中，除了长穗偃麦草以外，只有一个品种还保持着金黄颜色——“小偃55”(小麦和牧草的杂交品种)，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舒展着叶片，一片耀眼的金黄。
眼前的景象让李振声兴奋起来，多年的苦功终于见到了成效！带着“小偃55”，李振声和同事们投入了新的研究。几年后，它的杂交成果“小偃6号”诞生，凭借其抗病性强、产量高、品质好的特质，在黄淮流域冬麦区广泛种植。一时间，陕西农村里流传开了一句民谣：要吃面，种小偃。李振声自己也笑言：“我们今天能吃到发面馒头和面包，应该谢谢大自然，更要谢谢给小麦提供优良基因的小草。”
到目前为止，“小偃6号”系列及其衍生品种多达50多个，在全国累计推广3亿亩以上，增产超过150亿斤。
“我请求不参加评选”
从1956年到1987年，这31年中李振声一直在地方做农业科研，从未离开土地。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为他的科研报告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85至1987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3年徘徊不前，而人口总量却增加了5000多万，粮食供给会不会出现危机？李振声接受政府指派，带领中科院的农业专家，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调研，得出的结果令人欣喜。
“我们预测，如果我国粮食要增加1000亿斤的话，黄淮海地区有500亿斤的潜力。”李振声随手拿起桌上的笔，在一张白纸上比划。而事实是，6年后，当我国粮食从8000亿斤增长到9000亿斤的时候，黄淮海地区的增长数达到504.8亿斤，与原来的预测十分吻合。
数据的精确让人赞叹不已。于是，在1991年-1994年我国粮食生产的又一次徘徊局面出现时，李振声再次被委以重任。1995年，他写了题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潜力与对策》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具有新增1000亿斤粮食的潜力，总量将由9000亿斤增长到1万亿斤，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实现目标的建议。
然而，就在李振声提出这份报告的同时，一本由美国人莱斯特·布朗撰写的畅销书《谁来养活中国》出版，引起了很大轰动。
3年后，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如李振声所料，达到1.02万亿斤的预计目标，但此后却破天荒地连续5年减产。李振声自觉肩上的压力特别大，作为农业科学家，他说，中国人必须证明：我们有能力养活自己！
经过科学分析，李振声发现，我国粮食减产，70%以上的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不到30%的因素是粮食单产的下降，即政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因此他提出争取3年实现粮食恢复性增长的建议。
李振声的这一建议，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央及时采取了有利的支农措施。到2006年，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3年实现恢复性增长，达到9949亿斤。
在2005年4月召开的博鳌论坛上，李振声以大量的数据分析和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轨迹为依据，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演讲，对莱斯特·布朗的观点做出有力回应，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立场。
算上今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李振声已经先后获得了六项国家科技大奖。在旁人看来，这可能是难以企及的荣誉，但带给李振声，除了欣慰，还多了一丝隐隐的不安。
“听说您曾经主动请求不参加此次评选？”
沉思片刻，李振声打开了自己的邮箱，将一封写于2005年12月23日凌晨的邮件打开，信是写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科技处处长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想到‘国家最高奖’，我就感到自己还有较大的差距，心中有些不安；如果是接连受奖就会更为不安，并且会变成一种心理压力。为此，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如有可能，我请求从候选人中去掉我的名字，不参加这次评选。”
“但您为它付出了那么多，得奖也算是对自己付出的一种肯定啊！”
李振声抬起头，浅笑道：“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吴文俊说过一句话，‘科学界需要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非常赞同。如果说得奖是对我成绩的一种肯定，那肯定一次、两次也就足够了。其实，表扬也好、不表扬也罢，我都会一样用心地去工作。与其将一个人的表扬集中起来，不如多表扬另外一些人不是更好吗？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
背景资料
国家最高科技奖
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每年得奖者不超过两名。自2000年设立以来，以其权威性和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至今，已有10位科学家获此殊荣：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叶笃正、吴孟超和李振声，而2004年该奖项出现首次空缺。
李振声：中科院院士，现任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曾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职，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嘉庚农业科学奖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