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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末代皇帝的侄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当这一切过去，她说：“人一辈子喜怒哀乐，哀啊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和很多人来分享。”
金默玉，中国最后一位格格
虽然已经89岁了，但金默玉的生活习惯却像前卫的艺术青年：凌晨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两三点钟起床。“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竞赛都是夜里头演呀。”她笑咪咪地说，开朗得犹如孩童。
那一刻，你很难相信，有着这样笑容的老人，身后竟有如此坎坷的人生：她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也曾是川菜馆的老板娘、靠打毛衣维持一家生计的家长；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而当这一切过去，她仍然可以说出：“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你那个哀跟那个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
肃亲王家的十七格格
金默玉的父亲是爱新觉罗·善耆，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38个子女，其中21个儿子、17个女儿。年龄最小的四侧妃，生了3个女儿：最大的叫显，汉化姓名叫金璧辉，后来，她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而最小的就是在旅顺出生的金默玉，满族姓名为爱新觉罗·显琦。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1918年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虽然是流亡，但王室的生活与作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变，规矩多多：“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成了大笑话。”说起现在的清宫戏，金默玉觉得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扎’谁呢？那字儿念‘zhe’。”
女孩子的规矩更多。在宴会上，金默玉和姐姐们甚至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要坚持到回家去，由奶妈再给开小灶。”
对于王府里的各种规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都无条件地遵守下来，但被哥哥姐姐们称做“小不点”的金默玉却想要更多的特权。王府的规矩，每个格格都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需要奶妈或者“看妈妈”看着。金默玉去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硬是觉得别扭，坚持不要，姐姐们因此叫她“革命儿”。
刚满19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个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默玉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从小娇宠的她也不懂得上班要准时，“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针，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是下午5点钟，我们下班了。”
那时，习惯于花钱的她，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上；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19块5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算计。
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1949年，金默玉看到了解放军进城。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
哥哥们早就离开了北京城，但她没有跟着去。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
肃亲王的产业在这些哥哥们手中败落下来，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都一点一点被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100块钱。这100块钱要喂养9张嘴：大哥的4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儿，而她尚未结婚、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生活经验。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价钱就全给卖了。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售，3天织1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默玉开起了饭店。“那年哥哥到了日本，给我和6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斟酌再三，我在自家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后来金默玉改开四川饭馆，“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金默玉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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