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说，“他怎么不晓得痛？”
2006年11月8日，方永刚住进大连市210医院第五天，给六弟方永强去了一个电话，“医生说我肠子烂了，要嘎一截。”
“嘎”是“割”的意思，听起来就像一把大锯子嘎吱嘎吱地来回拉。
六弟方永强说，“行啊，嘎吧，嘎了一截，缝上就行。”
在企业工作的方永强当天有事就没去医院。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对病痛灾难普遍都有些麻木和迟钝。
但第二天早上9点，方永强又接到了嫂子回天燕打来的电话，哭着说，“你晓得你哥是啥病吗？检查出来了，结肠癌！你快点来！”
奔到医院，方永强在楼梯口遇到了回天燕，是专门来堵他的，“医生说暂时不跟他说，你就装作是出来办事，顺道来的。”
方永强进病房，一看他哥，除了脸色苍白有点瘦以外，还照样活跃着呢，堆了一堆书在旁边看。正好一个月前，他给医院讲过“八荣八耻”的讲座，所以很多医生都认识他。现在住院了，照样兴致勃勃地跟管床医生讨论，“医患关系怎样才能和谐？”
手术前一天，麻醉医生张峰提前来沟通，病人才吞吞吐吐地问道，“张医生，麻醉药用量能不能小一点……我还要用脑子搞研究……麻醉会不会……会不会把脑子弄迟钝了？”
11月17日早晨8点半。手术已经半个小时。手术室的门突然开了。
主刀医生胡详急急地走出来，问，“谁是方永刚的家属？”
胡详是210医院专门从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请来的主刀医生，是大连有名的“胡一刀”。手术台上，腹腔一打开，癌细胞已经弥漫性扩散。
手术方案临时改变，家属同意冒险切除最严重部分。
1040，切除标本端出来了。医生指着那上面密密麻麻小如米粒大如黄豆的白点说，这就是扩散的肿瘤。
医生奇怪的是：“没见过拖得这么严重的，都晚期了，他怎么就不晓得痛？”
北京回来，人瘦了整整一圈
去年春节之后，方永刚就开始常常肚子痛，浑身不带劲。他一直以为是胃肠炎，痛了，就去学院的医务室打两天吊针。
等到去年五六月份，教研室同事发现他脸色苍白，提醒他去检查，一贯大大咧咧的方永刚又摆摆手说，“没事，我使劲锻炼，再打两瓶吊针就好了。”
那阵，大连舰院政治学院确实课程排得很满。然后是暑假，但方永刚也没闲着，写了一本《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教材，还组织研究生编写74万字的《亲历长征》。等到再开学，他又被抽调去北京参加全军首届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
他的事业似乎正冉冉上升。这些年他一直不停地学习，读了硕士读博士，还发了上百篇论文，写了十几部书。
他的才华在这个研修班里也很快显露出来。汇报会上，他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尽管那些天他又打了两天吊针，但他又熬了三个通宵，和人合写了6000字的《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赶上10月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发表。
10月30日，周一上课的时候，教研室主任徐明善见到刚从北京回来的方永刚，吓了一跳。
人，瘦了整整一圈，连脖子上的筋都看得见。手掌伸出来一看，也是嘎白的。大汗淋漓的方永刚自己感觉也不好，“浑身没劲，发软，这几节课讲完我得去查查。”
周一，胃镜检查结果出来，电话里方永刚的嗓门又高亢起来，“没事！就是萎缩性胃炎，我准备回家养养，搞个保守疗法！”
周四一大早，徐明善接到了回天燕哭着打来的电话。
徐明善在家里面也哭了。
57岁的徐明善还是方永刚的硕士导师，同在一个教研室20年了，年龄又相差正好一轮，两人处得有些像兄弟。年长的曾经跟年轻的开玩笑说，“我要死了，就你给我念悼词！”
徐明善不晓得方永刚这次能不能像1997年那次好运。那年5月8日，方永刚骑自行车去接儿子，被的士撞了，脑袋磕在了马路边的石头上。幸好，当时坐车的客人就是一个医生，当即护住他脖子送到最近的医院。
最后医生对着照片说，只差一匹韭菜叶的距离，骨头茬就能把脑神经割断，死亡。
而那时候方永刚正拟好了一本书的提纲。信心百倍要写书的人突然住院了，脑袋脖子统统被固定，眼睛只能看着天花板，但病人还是想出了一个法子——练习单臂举书，开始，几分钟，胳膊就哆嗦，换另一只手，再练练。就这样，躺了108天的病人就仰着脑袋看了43本书。到12月，那本《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硬是让他给写完出版了。
都来看你，你说是为啥啊
手术第三天，清醒过来的方永刚又抱着手提电脑整资料。
“老五啊，你这个身上还有些活跃细胞，医生说要化疗。”“活跃细胞”的措辞是跟医生反复商量出来的，方永强装出随意的语调，边说边瞥他哥。在大连的所有老方家的人都聚拢过来了，都很紧张。
“好啊。”方永刚照样答应得很干脆，一点没怀疑。
老五一直是老方家的“旗帜”。
老家建平县地处辽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萝卜沟又是最穷的乡村。老方家有7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哥弟俩读书经常都是去山上套兔子到供销社换作业本和笔。方永强有次看见母亲在灶头边拍着大腿哭——锅里烧开了水，缸底却是空的，连野菜都没有——他就跟老五说，“我们中午不要回家，家里没得吃了。”
在1978年背着家庭成分的包袱以前，老方家的几个哥哥都参不了军。等到1981年高考，方永刚的历史和地理考全县第一，老方家开始红火起来。
老五的名字上了乡上的广播和县志。萝卜沟此前只有两人考到北京和呼和浩特，从未去过上海，那阵，村里人爱议论，“复旦，是不是孵小鸡的孵蛋？”
4年后，方永刚分配到大连舰院，父亲更是高兴：老方家的人也能当兵入党了。有人来贺喜，裹了小脚的母亲就颠颠地跑进屋拿出大红色的“军属证”，喜滋滋地说，我们家也是军属了。
1986年，方永刚把中专毕业的方永强也叫到大连来工作，然后，又帮三哥和四哥在城里找了份活，挑沙搬砖，一天能挣8元钱。那时大连少有工程，方永刚就到处问，这里有没有活干啊？
老五始终像兄长一样支撑着大家庭。母亲在1987年患了精神病，还没成家的方永刚就跟学校借了一间小屋，把母亲接来治病。那年老人经常到菜市场去捡菜叶子来腌酸菜，还从缝纫社捡布条来拼小枕头。母亲1993病逝后，1995年已到大连生活的父亲又得了脑血栓，直到2002年去世都是老五伺候着。
每年初三，老方家人都要聚集在老五家吃饭。动筷子之前，每人要挨个发言，汇报一年的工作生活情况。老五都会总结说，“要感谢党的经济政策，我们家的人才能出来念书打工，过上好日子！”
真实的病情一直被老方家人瞒得紧紧的。直到12月下旬，第二次化疗结束，回家休息的方永刚有天无意中翻到了被藏起来的诊断书。
“咦，我是癌症？”他大吃一惊。
“医生说的是……活跃分子……不规则细胞。”回天燕搜肠刮肚地想着词，搪塞着。憨厚老实的四哥进门来，一看瞒不住了，就一股脑把所有的事都讲了。
四哥说，“老五啊，这些天大伙都在给你渗透，你说，这么多家里人，还有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都来看你，是为啥啊？ ”
现实中，是主角得了绝症
徐明善很快就接到了方永刚的电话，“2007全国社科基金开始申报了，老徐，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报上去吧。”
徐明善听见电话那边的声音有些低沉，“癌症那个情况吧，我已经知道了，你就报吧，趁这个癌细胞没到脑袋，我还能作点贡献。”
这以后，方永刚又让2005级研究生肖小平把2006级的两个师弟杨峰和郑晓东叫到跟前，讲了两个小时的课。
看见导师全身插着管子，讲得额头上直冒虚汗，杨峰觉得很苦涩。他选方永刚做导师是缘于两个室友的鼓励，“他的课讲得好，我们听过的，都成了‘刚丝’”。
“刚丝”的偶像是导师，而导师的偶像是阿甘。
“打乒乓球也要有阿甘的劲头，开始不会打，但天天打，就能打得出神入化，”穿着一身旧球衣、个头不足一米七的导师常常跟杨峰说，“阿甘打仗，什么都不想，往前冲不怕死，结果成了英雄；想打乒乓球，结果也打成了国际水平；跑步，从美国的东海岸跑到西海岸，一跑就好几年，为什么他想做什么都做得成呢？”
“什么叫大智？”导师总结说，“阿甘看起来是傻子，但是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做就一根筋地去做，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所以他成功了。”
杨峰心酸的是，现实生活远比电影残酷。电影中阿甘无往而不胜，是女朋友得了绝症，而现实中，却是主角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
几天后，方永刚又提了一个请求，要给“国防班”上最后一节党的创新理论课。徐明善能理解，“讲了二十来年课，或许就再也不能讲了，他是想去跟学生，跟讲坛，做最后的告别。”
他是天生的老师。分到大连舰院，第一节课试讲“巴黎公社”，他就在黑板上把整个巴黎地图画了出来，讲得像故事一样。转到科社教研室后，他什么课都接，从来不畏惧。学院近年对所有老师的课程质量综合评定，他是全院惟一一个连续6年得A的。
他一扯嗓门，教室外面都听得见。他自我解嘲说，“我呀，一到讲台上就觉得我是主角，两分钟就进入故事情节，达到忘我的境界！”
1月15日，专门理了发的方永刚穿了整齐的军装，腰里揣着引流袋，站到了讲台上。他讲的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对海军的基层建设提出的要求》，徐明善注意到，第一节课快结束时，方永刚撑着讲台的手直颤抖。
第二节课，方永刚坐到了板凳上，声音更虚弱了。
他是有请必去有课必讲
1月22日，方永刚又执意去大连市地税局稽查三分局做了一个讲座，讲《正确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他额头上不停地冒汗，纸巾都用了5包。坚持讲了一个半小时后，他才歉意地跟人家说，我生病了，对不起大家，这次就讲到这里。
很多作过讲座的单位听说他生病了，都来210医院探望。回天燕注意到，这阵的方永刚似乎处于亢奋中。外面有电话来约讲座，他竟然都不会推掉，而是信心百倍地说，“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出院了，一定来给你们讲课！”
“歌星有返场再唱的，讲政治理论课，谁见过返场的，方教授在我们那里就常常要返场！”沈阳军区联勤部的人来，就当着舰院领导的面，夸赞方永刚的拆字法，“他说，‘和’是禾苗旁边加个口，意思是人人都有饭吃，‘谐’是言字旁边有个皆，意思是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带给老百姓物质幸福，政治民主的和谐生活！”
听见有人当面夸奖，戴着眼镜的方教授端坐在床上，不好意思地抿嘴笑。
徐明善也在人堆里跟着笑。他知道，方永刚是发自内心地相信，一个好的理论体系能促进中国社会发展。他甚至常常跟人争辩。1989年，方永刚有次去坐大巴车，听见旁边人在议论说东欧剧变了苏联解体了我们国家也应该怎样怎样，他就按捺不住，上去就跟人红着脖子辩论了老半天。
这些年的辽宁，各个单位各个街道办处处都有论坛。方永刚在十五大以后一共讲了1000多场，十六大以后又讲了500多场。
博士导师黄金声曾总结说，“方永刚，有请必去，有课必讲！”
他好像每场都能讲到听众的心坎里去。有一次在旅顺口区的铁山镇，讲“WTO对农业农民的影响”。下面的农民喊，“咱种的粮食都不好卖，外国粮食进来更完了！”方永刚就问：“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小麦做面包掉渣吗？”然后，他引导说，“大家放心，国家是时时注意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的，我们农民也要科技种田、改良品种，才能在国际农产品竞争中不吃亏。”结果，一个80多岁的老人在担架上听了课，一定要见见“会说农村话的老师”。
导师说，“一生只爱一个！”
就在要到北京320医院去治疗的前两天，方永刚却突然出现了肠梗阻。210医院想尽办法，不得已让他喝下一杯石蜡油。
那天下午，方永刚捂着肚子，难受得蜷在床上不能动。守在一旁的侄儿听见五叔嘴里哼哼的，仔细听，是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哼着哼着，方永刚就哽咽起来，眼角渗出泪水。
守在边上的回天燕，紧紧捏着丈夫已经瘦得露出青筋的手，也放声大哭。
1988年结婚，方永刚曾带着她去过北京旅游。现在，他们又要去北京了，但却是去争取活着的生机。
2月1日，下午4点。海军专机接方永刚去北京治疗。送行的人很多，方永强看见他哥把手紧贴在舷窗边，握紧了拳头。
一周后，黄金声接到方永刚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导师啊，我现在每天早晨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过去的不一样。”
方永刚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似乎趋于好转。两个大学同学专门从上海飞到北京去看他，几个人就一起回忆了那阵“激情岁月”。
室友们在病房里笑着模仿方永刚辩论时的“列宁式”动作：一只手插在裤包里面，一只手指向前方，说到激动时还扭扭脖子。
复旦的饭菜也被怀念了一番。病床上的方永刚舔舔嘴唇说，“那阵觉得啥都好吃，东坡肉、粉蒸肉，还有排骨才两毛一，卤猪头肉，才一毛五一碗。”
方永刚见了老同学又高兴，又感慨：“你看吧，我那个行李卷还是我家最好的家当了，旧羊毛毡是奶奶去世留下的，花棉被是家里最好的棉絮，‘洋枕头’还是新过门的二嫂缝制的。”
那年，复旦不仅给方永刚发了23.5元的一等助学金，还给他发了一床棉被和30元钱，买蚊帐和过冬的衣服。而当时上海的工人平均工资是28元。“所以啊，1984年国庆大游行，看电视，看到‘小平您好’，我比谁都激动！”
等老同学唏嘘一阵走了，研究生杨峰又带着女朋友也跑来了。
师徒俩聊了一阵，杨峰怕影响导师休息，就很懂事地告辞了。
走到门口了，杨峰突然被叫住，回头一看，导师正扭过身子，手指头竖得高高的，热切地说，“杨峰啊，一生只爱一个！”
姑娘听了很开心，笑了，但聪明的杨峰明白，导师说的，绝不仅仅是爱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