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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帐本吗？
资料性质及价值众说纷纭
价值难辨
面对一千多张文物照片和一摞摞纸面发黄年代久远的“资料”，记者一时无法判断它们的性质。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它们才准确，“文献”，“文书”或者“档案”？
初期出现在潘家园市场的是一批文物彩色照片，其后有成批量的黑白、彩色文物照片，并且大部分带有底片。涉及文物种类有碑刻砖雕拓片、青铜器、陶器、瓷器等二十多个门类。其中最大的一个门类有照片500多张(部分有底片和文字说明)。其中不乏精品。
收藏者根据收购到的文物底片进行了冲洗试验，发现得到的图片非常精美，值得一说的是拍摄于上个世纪60至80年代的底片，之所以能够判断拍摄时间，是因为这些底片是3×4厘米的黑白底片，经向摄影专家咨询，得知这是一种非常老的底片，它们既不是135也不是120的相机拍摄的，而是一种苏制老相机和底片，使用时间起码在富士和柯达进入中国之前。冲洗出来的效果更是精美异常。
这让搞老照片收藏的秦杰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他的“一次财富机遇”。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图片，尤其是国家一、二级文物的高清晰度照片和底片，私人通常是没有机会获得的。
但记者也注意到，那些有“牛皮纸口袋”装着的文物照片和底片多数都注明是从某某杂志刊物上翻拍的，其价值真有那么大吗？更重要的是，假如这些照片真是国家博物馆的，那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在秦杰处，记者看到一本装订成册的“外复文物帐目”尤其引人注目，这本以牛皮纸为封面，以专用帐目装订针装订，封面上标明为“三库存”的“帐目”共有50张100个内页，是红色竖线和蓝色横线的专用记帐纸，列有总号、名称、年代、入馆年代、数量等项目，全部帐页由蓝黑钢笔手抄。其中涉及毛泽东的物品下面，则用红色铅笔画出红线。
记者在上面看到这样一则记载：总号：F435；名称：毛泽东主席抄赠柳亚子‘沁园春咏雪’诗稿；年代：1945年；来源：重庆市博物馆；入馆年代：1960年12月；数量：1件。
在这本“外复文物帐目”上，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一百多页，记录了一千多种文物入库情况，涉及许多近代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记者查看了文物法实施细则、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发现，其中对文物帐目的管理都有严格规定。记者根据“外复文物帐目”中的“外复”二字推断，怀疑可能是一本文物复制品的帐目。而按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常使用的一级藏品和容易损坏的藏品应予复制，作为陈列、研究的代用品。复制品应加标志，以免真伪混淆。复制品使用的材料、工艺程序、复制数量和复制时间等，均应作出详细记录归入藏品档案”。
那么，这究竟是不是一本帐呢？
在秦杰处，记者还看到一份“口(字迹不清)博系统‘五·七’干校人员登记表”，填表人为史树青。
史树青是当代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人之一。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这份填写于1970年的“登记表”上，填写有史的年龄、家庭出身、籍贯、妻子、女儿的情况。据与史树青相熟的历史博物馆前辈讲，从表上所填内容看确为真实，其中表中所填的史的妻子已经过世。
据秦杰说，这种登记表还有100张，涉及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干部100人，已被另一个收藏家买走，但他不能将此人的电话提供给记者。记者在一个旧书网上查到了这批登记表的拍卖情况。网页显示卖家为崔喜顺，联系地址是北京东大桥路8号尚都国际中心A座2308室，起拍于2007年2月19日19点51分，起拍价30元，最终在22日以215元成交。
同样以照片呈现、不见实物的还有一份有关一名革命博物馆干部杀妻事件的调查和档案，上面有博物馆领导人的指示。此外，亦有文博界老前辈傅振伦、著名画家陈大章的住房申请书和申请表等，上面比较详细地列出两人的家庭经济生活状况等个人隐私信息。
众说纷纭
就这些资料的性质及价值，4月2日，记者采访了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孔祥星。现已退休的孔曾于1965年至2000年在国家博物馆(合并之前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其间两次担任副馆长。
当他看到记者出示的“牛皮小口袋”时，马上认出了它们。他说，这些小口袋里的照片和底片应该是历史博物馆保管部资料室翻拍的。早在1959年历史博物馆建馆之初，就有5个人专门从事收集文物图录和资料查找工作，目的是为陈列和研究之用。同时他也不排除个人研究收集的资料，并说他自己就有很多这样的小口袋，里面的照片有的是从出版物上翻拍的，有的是直接拍的文物。当这些图片公开发表出来，或者出了图录，“对我们来说它们的价值就不那么大了。”孔说。
至于这些小口袋的出处，孔用推测的语气说：“可能是这次搬家整体清理时，觉得发表过了或者多是翻拍的，就不再保存了，或者现在已经有了电子的保存方式，可能另一个版本搬家时已经带走了。”
而据4月3日《新京报》报道，“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一部工作人员张燕燕称，国博与其他博物馆做交流项目时，就会出借一些文物照片，连同那些专用袋也会‘走出’国博，因此专用袋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对于记者出示的那本“外复文物帐目”，孔祥星说可以确定它是一个帐本，从所登记文物推测，可能是革命博物馆第三库房的。他向记者解释说，国家博物馆经常向其它博物馆、单位、个人调、借文物，这样就需要将文物复制一份交给被调、借文物者，“外复文物帐目”就是革命博物馆对外制作的文物复制品帐目。
记者就《博物馆藏品保管办法》中关于复制品纪录的规定征询孔祥星，孔解释为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复制文物时的工作帐，另一种是复制品帐目，前一种是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保留价值不大，但后一种是需要长久保存的。孔说，尽管现在有了电脑帐，但手抄本的帐目是应该保留下来的，它的作用不可替代。
不过，对于记者就这本“外复文物帐目”究竟属于哪种情况的提问，孔先生没有做出直接回答。
关于记者买来的6本“入库通知单”，孔说完全是工作过程的登记，没有保留价值。博物馆提取文物进行复制的时候必须填报严格的通知单，“30年前的老通知单是我们工作严谨的见证。”孔骄傲地说。
孔祥星向记者表示，记者向他出示的材料里，没有够得上“档案”或“文献”一类的东西。至于国家重要机构对不够档案、文献级的文书、资料应该如何处理，孔先生表示，这方面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基本是空白。但他认为，尽管有些东西对博物馆来说价值不大，但流入市场是不妥当的，应该直接销毁。特别是“史树青的五七干校登记表”、“陈大章、傅振伦住房申请”等有涉个人隐私，处理时更应该慎重。
记者截稿时，秦杰又打来电话称他已经汇过款的一笔交易“滑单”了，对方在收到钱后没有准时将货邮到。秦说这批货是“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底片近200张，古代漆器照片90张、古代陶瓷家具照片100多张”，“对方已经36小时不开手机了”。
北京的旧货市场里到底有多少“货”？将来是否还会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冒出来？假如这些东西真如秦杰所说是从国家博物馆里流失出来的，那么是怎样流出来的？
国家博物馆宣教部黄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判断这些东西就出自国家博物馆，他认为谨慎、客观的做法是收藏者将藏品拿到国家博物馆进行专业鉴定。
记者从潘家园市场了解到：本周五潘家园市场将举行一个连环画收藏的新闻发布会，秦杰已要求市场给他五分钟的时间向记者通报有关情况。记者也从秦杰处得知，届时他会将他收藏的文物照片、文书、资料等在记者会上展示。
“我会当着记者的面拨110报警的，需要警方调查搞清真相，尽快制止流失。”秦杰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