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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包公诞辰1008周年座谈会上，专家及包公后裔共同提出：政府应组织新任职干部面对包公像缅怀先贤，并立下廉洁正直、勤政为民的誓言。(《东方今报》4月13日)
很多网友对此一致的看法是，应该“拜”反腐制度和法律，而不是“拜”包公。
网友的意见当然正确得很，但问题在于，提议者并没有说用“拜”包公来取代法律，并没有将两者对立起来，那么，为何不能在法治基础上缅怀包公呢？
法治社会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榜样的力量，法治是人推动的，对人的尊重和缅怀，不代表就是从法治走向了人治，包公作为封建社会一个官员，能做到两袖清风，值得现在的领导干部学习。可能唯一让大家难以接受的是，包公是个封建社会的官员，封建意味着落后，向落后社会的人物学习，似乎不合适。但实际上，我们学习的是他廉洁奉公的精神，并不是学他封建习性。这样的学习，又怎么会是落后的呢？西方的公务员有相当一部分信仰基督教，每天拜耶稣和信法律之间并没有产生矛盾，反倒是相互促进，香港警察每天都拜关公，并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那么，让我们的干部学习包公、缅怀包公乃至在包公墓前宣誓，为何就不可能和法治相互促进？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既要有遵守法律的理性，也需要有对榜样的“信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顶端的一组大理石雕刻，绘有摩西、孔子和查理曼大帝等18位立法人物的雕像，这些人的法治精神当然无法和现代美国相比，但美国最高法院这样尊重他们，不正说明了法律的推动进程中，榜样的必不可少吗？宽容看待这一切吧，只要不是走形式主义，在法律至上的基础上，尊重和缅怀包公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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