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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战争，然后是四年的动荡、冲突，渐渐地，连直视恐惧与死亡也成了生活与工作中的一部分，不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还在这里坚持着。它也因此成为伊拉克、成为战争与和平鲜活的见证。2007年4月，美军占领巴格达四周年之际，本报专访了ICRC驻伊拉克代表娜达·杜玛尼。
1999年加入ICRC的娜达，似乎与伊拉克有着不解之缘，她曾两次被派驻伊拉克。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去伊拉克呢？你的家人不会为你担心吗？
娜达：在ICRC，你无法选择在哪里工作。ICRC只管把合适的人派到能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我第一次去伊拉克是1999年，当时这个国家还很安全。2003年，也就是美伊战争后，情况复杂起来，危险与日俱增。2003年10月27日，我们驻巴格达的办公室就遭到炸弹袭击，我的两个同事以及10名路人遇难。不过，就安全而言，伊拉克当时的总体情势并不比今天更糟。
我现在去伊拉克往往只是短暂停留。一般而言，我会避免跟家人提到这些。我想，他们也不会有机会看到你们的报纸。
对我而言，伊拉克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恐惧、苦难的地方。那里还有迷人的人民，以及植根于这片土地的文明，还有许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友善而彬彬有礼。那里诞生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它曾给这个世界贡献良多。
南方周末：还记得第一次进入伊拉克时的感受吗？后来去伊拉克的感受呢？
娜达：1999年第一次到巴格达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雄伟的建筑，妩媚的都市，还有底格里斯河两岸美丽的风光。我的脑海里充斥着《一千零一夜》的传奇，它们正如我期待的那样漂亮。
2003年再一次来到伊拉克时，眼前的变化却让人有些不知所措：硝烟与战争的残迹布满了建筑的表面；人们的行为也改变了，或者说，他们是在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网吧如同雨后春笋；卫星天线也竖起来了，外国记者遍布各地。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后来，暴力、犯罪、军事行动以及绑架充斥大街小巷，巴格达变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南方周末：去伊拉克之前，你都为未来的工作做了哪些准备呢？
娜达：除了翻了翻最新的动态，坦率地说，基本上什么也没准备。
南方周末：能介绍一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伊拉克的情况吗？
娜达： 1980年以来，ICRC就一直呆在这里。2003年10月，驻巴格达办公室遇袭后，我们减少了在巴格达和巴士拉的工作人员，缩减了行动规模。2005年1月一名工作人员遇难后，再一次采取了限制措施。
不过，我们正慢慢重新扩展在伊拉克的行动——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办事处；2007年的预算达到了约48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援助平民。目前，有超过500名工作人员在伊拉克工作，其中大多数属于长期雇员。这清楚地展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心为伊拉克人民提供帮助的承诺。
南方周末：那么，你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娜达：我的工作就是保证ICRC作为一个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的组织在伊拉克的存在。让公众，以及我们的对话者最大程度地了解ICRC的信条——我们如何开展工作以及我们都做些什么(援助平民，探视被囚禁者等等)。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扮演其他的角色，比如唤起世界对人道问题的关注，再比如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那些“无声者”的喉舌。所以，我的工作还包括收集有关人道形势的一般信息，并对ICRC的反应和行动做出说明。
南方周末：你需要同那些美国所说的“恐怖分子”打交道吗？
娜达：与武装组织谈判并非我的工作。不过对ICRC而言，同不同派别打交道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能够接近需要帮助的人并被他们所接受，而地方派别不管其信仰和政治取向，他们在当地都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同他们打交道当然会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南方周末：在伊拉克，最困难的是什么？
娜达：最难的是无法对人们的需要和期望做出回应。现实常常超出你的控制和能力。伊拉克的需求是巨大的，即使是像ICRC这样组织有序、拥有行动能力的国际机构也无法满足这里的所有需要。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照片引发了公开的丑闻，那是我个人感到困难的时候。作为ICRC的发言人，我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我们探视那些被囚禁的人，却没有把他们的实际情况公之于众。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为此保密的目的，有时候双边协商要比公开谴责更有效。
南方周末：在伊拉克，你是否曾感到焦虑、悲伤或者无助？
娜达：我的确感到悲伤，伊拉克正在发生的一切深深触动了我。但我从没有感到绝望。否则，我也许就不会在ICRC工作了。尽管许多人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无法满足，但我始终坚信这一点，这里将会重新获得安全，这里的人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南方周末：你觉得，美国能在重建伊拉克和平与秩序方面取得成功吗？
娜达：我的身份并不适合对此加以评论。我只是希望伊拉克人能够享受和平与安全，经过这么多年冲突、制裁与战争之后，他们应该拥有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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