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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我改变体制的时候了
叶利钦在1999年12月31日辞去总统职务时，这样评价他和他治下的俄罗斯：“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
“自由化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摧毁了过去的时代，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叶利钦面临的下一步是建设。
1992年1月9日，叶利钦视察下诺夫哥罗德省。7天前，他签署了“开放零售贸易令”，正式废除前苏联实施了七十余年的国家定价制度。而他这次视察的项目之一，就是要看看百姓们对这项政策的反应。然而，刚走进一家食品店，他就遭到了围攻。“怎么能够这样？”老太太们质问叶利钦。在价格自由化的7天里，牛奶涨价6倍。
“叶利钦显然感到震惊。”时任该省行政长官的涅姆佐夫回忆，“他命令说：首先，立即降价！其次，开除这间食品店的经理！”
“我试图向总统解释，现在价格已不再受克里姆林宫控制。但在他监督下，黄油的价格当即下调25%。”涅姆佐夫说，“自由化改革就这样开始了。”
事实上，在1991年秋天叶利钦初掌俄罗斯政权时，市场化改革的计划就已展开。以盖达尔、丘拜斯等为代表的“青年改革派”，在叶利钦的支持下，开始制定价格完全放开、国有经济全面私有化等计划。
在推翻了一个政治制度后，叶利钦现在的目标是经济制度。年轻的改革者们称之为“跨越鸿沟的一次性跳跃”的“休克疗法”，而叶利钦则说，全面私有化，实施市场经济，“既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
国有的企业变成了俄罗斯百姓手头的股票，当然原先的官僚和厂长们可以买得更多，甚至达到了企业股份的51%。而叶利钦也在他的自传《午夜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们的企业家无法拿出更多的钱”，所以“企业卖得非常便宜”。
被拍卖的不止是前苏联的国有企业。在位于莫斯科的一家叫做“色雷伯兰尼维克”的高级餐馆里，一朵普通的玫瑰的拍卖价达到了110美元，骄傲的竞拍者把鲜花献给了身边的女人。有评论说：“在为了装条电话线要等上10年的地方，钱终于有了意义。”
“体制曾经改变了我。”叶利钦掌权几天后，就说，“现在是我改变体制的时候了。”
“渐进改革”不在叶利钦的词典中。在他的授意下，年轻气盛的盖达尔几乎在24小时之内，就拟订了“休克疗法”的主要框架。
1992年8月19日，青年改革者们骄傲地宣称：“(股权改革)是自1917年以来第一个按时完成的、实际效果比许诺更高的全国性计划。”
“叶利钦的方法很难不留后遗症”
彼时，全俄罗斯的股东人数，达到了4000万，但是牛奶、黄油的价格持续在上涨，而且，即便在初级的民主制度下，民众对休克了的经济状况的愤懑，也很快转化为了反对派的武器。
叶利钦与前苏联立法机构始终无法调和。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托夫把议会当作大本营，与叶利钦展开了对抗，制造了“限制总统权力”的大声势。
曾经在坦克上号召“军人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的叶利钦，当意识到自己终于要为“权力”而战时，对国防部长下令：“将坦克的炮口对准白宫，轰击，如果他们不投降就彻底消灭他们。”
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俄联邦宪法改革命令》，继而宣布解散议会。10月4日，700名俄军特种兵在T-80重型坦克和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攻击下，攻占议会大厦。
2个月后，议会重新选举，并最终通过了俄罗斯新宪法。中国国际现代关系研究院的王骊久研究员指出，“这部宪法奠定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宪法体制。”
曾经的建筑公司经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最高权力成为了国家制度的根本。其他的国家制度的建立开始变得顺理成章，从总理到莫斯科税务局、甚至连反对党，此刻都必须围绕在总统这个大局下了。
普京在赞扬“新宪法宣告了人权高于一切的国家精神”，但是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之为“危机的高峰”。
“叶利钦有追求，但其所运用的方法很难不留后遗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关贵海副院长说。
“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
“总统俱乐部”位于莫斯科，这个体育和社交俱乐部内有华丽的沐浴间，它由叶利钦亲手创办，而来这里消遣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他“真正的朋友”，比如别列佐夫斯基。
目前正在英国，以“颠覆普京政权”为己任的别列佐夫斯基，彼时已掌控了俄罗斯最大的私人电视台“OTA”和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控股权。
如果说叶利钦的政策留下了什么后遗症，那么毫无疑问，“寡头”是最重要的症状之一。叶利钦一直认为，“寡头”是急剧的私有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他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论怎样都是我的支持者”。
然而，1996年的竞选连任，用叶利钦自己的话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
离1996年总统选举投票只剩3个月时，叶利钦的支持率是3%。在俄共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竞选集会上，一位二战老兵说，自己用勋章换了两瓶伏特加和一条面包，“这就是叶利钦给一个柏林解放者的待遇”。
叶利钦自己的竞选团队惊慌失措。与此同时，“寡头”们越来越担心，俄共重新上台，将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回到苏联的轨道，而他们自己则会重新一无所有。
“激进改革试验的赢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战斗了。”《世纪大拍卖》作者弗里兰在书中写道。他们秘密联盟，并要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叶利钦打败久加诺夫。
最后说服叶利钦的是前副总理丘拜斯。“你必须成为那个为俄罗斯创造了民主的人。”丘拜斯说，这句话最终打动了叶利钦。
65岁的叶利钦，根据新的竞选班子的设计，开始走进民众中，既听反对者的批评，也跟支持者握手。他和歌手叶尼亚奥辛同台表演，和20岁的歌迷一起跳舞。
而“寡头”们为叶利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他们控制的电视台不断播出近乎歌颂叶利钦的电视广告，其中尤其包括了“坦克演讲”的镜头。
他最后的得票率是53%，连任成功。
“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是一个标志性的形象。”俄罗斯的《莫斯科华人报》副主编子河说，“那几分钟，几乎抵消了他所有的缺点。”“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而是我们喜欢改革。”一位叫作麦兹涅娃的大学生说。
而在叶利钦看来，尤其是在他背后的“寡头”们看来，对财产的历史性的再分配得到了确认，而且，这种确认，是以民主的方式完成的。
为叶利钦连任总统马前奋蹄的“寡头”们，则已经开始收获回报。古辛斯基的电视台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优惠贷款。他们组成了被称为“合作社”的松散的联盟，定期聚会。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曾经的4000万股东，变成了4000万月收入不足30美元的贫民。
“各种集团都会接近权力的宝座，开始瓜分战利品。然后他们会被赶出去，另一些人会进入。在俄罗斯，这是一种传统。”其中的一位“寡头”弗里德曼说。
他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1996年等待投票结果时，叶利钦一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脏病已经恶化到了必须动手术的程度。
“人民对国家首脑的病情了解得越少，他们就会越安心。”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起初的想法。对于一个在集权制度下生活了60年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自然而然。
但是叶利钦选择了改变，他也在逐渐适应他自己开创的新制度。他的女儿，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助手之一，塔季扬娜，给他看了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罹患老年痴呆症后写给美国民众的“告别信”。“我能否也公开地，绝对坦诚地，和我国人民交谈？”叶利钦这样问自己，并做出决定，“是的，我要实话实说。”
叶利钦的心脏搭桥手术历时6个小时。在手术前，他签署了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总理的命令。当他刚刚从麻醉中醒来，便立即在恢复总统权力的命令上签了名。
“大政治，这首先是刚毅强者的使命。没有掌握权力的意愿，就没有国家的领导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只有从旁观的角度，权力才似乎是甜美的东西。”
1994年，叶利钦访问柏林，参加俄军撤离德国的仪式。“当全欧洲都在庆祝我们的撤离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再也负担不起了。”
他最后“喝了几杯酒”，然后去指挥了军乐队。
或许，在他满怀激情、大刀阔斧开始建设一个新俄罗斯后，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无力。
1998年，肇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开始在俄罗斯肆虐：卢布贬值，国家债券冻结，外债缓还。或许出于自保，或许出于病急乱投医，叶利钦多次更换总理。
最后，他找到了普京。
他第一次注意到普京是1994年的一次狩猎中，彼时普京是圣彼得堡市副市长。面对突然蹿出的野猪，普京一枪将其击毙。“莫斯科需要这样的人！”叶利钦说。他决定在旧世纪的最后一天辞职。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女儿时，她在他怀里哭了。他告诉妻子时，妻子说：“终于盼到了！”
“感谢上帝！我充满感情地，十分满意地，慢悠悠地签署了这份命令。”叶利钦这样回忆签署移交权力的命令那个时刻，“普京略带羞涩的微笑。”
卸任以后，叶利钦一家人住在莫斯科郊外的高尔克9号别墅，共有八百多名各级人员在保卫他的安全。医护人员全天候监护他的身体，稍有头疼脑热，就会马上送他到医院做全面检查。有关人士透露，在俄罗斯，叶利钦的生活待遇仅次于普京。
他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革命”，不同于渐进的改革。“但是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抛出来了。”《莫斯科华人报》的子河说。
他为新俄罗斯建立了初步的民主政治制度，尽管时常进退失据。
由他一手发动的“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会有怎样的前景，或许见仁见智，但目前惟一确定的成果，是他已经永远改变了国民关心的议题。
在评论家的眼里，新时代的建设，才刚刚开始。叶利钦没有见证俄罗斯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一切都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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