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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墨、道、法、农、名、阴阳、纵横、杂——班固定义的社会“九流”，一千多年后，居然演变成了各种版本，还有了上、中、下的区别。被社会看不起的“下九流”：医、卜、星、相、皂、隶、娼、优、卒，其实大部分都是社会最普通的劳动者。
当然，这样的景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百行百业的劳动者们，真正达到了“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境界。
“优不及娼。‘下九流’中，艺人排第八档，在娼妓后头。当时老百姓们都不愿意把闺女嫁给‘做艺’的人。”少马爷马志明掰着手指，“我爷爷曾试图改变‘门风’，不让后世子孙说相声。当年让我爸爸念初中就是这个想法。”
从撂地，到草棚、茶馆、剧场，甚至显达们的家宅厅堂，旧时的相声艺人们，台上那股子“膀子力气”，全是背地里靠血汗打磨出来的。“他们一门心思只是为了‘吃饭’。大部分艺人，一天不演出，这一天一家就基本没了进项。”少马爷感叹道，自己现在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这要是搁过去，肯定“没饭吃”。
解放以后，艺人们被统称为“文艺工作者”，开始和普通劳动人民一起，服务整个社会。
“经过学习、思想改造，很多人才觉悟，劳动者人人平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马志明介绍说，对于艺人们来说，当时的转变是前所未有的，这让他们明白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做艺”不仅仅为了糊口，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还有宣传政策、鼓舞士气的作用。
“走在大街上，觉得整个北京城突然亮堂起来。就连那些个商铺买卖仿佛也都是自己的。”北京琴书泰斗关学增生前曾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我们老爷子，后来被尊为相声泰斗、人民艺术家，他的心思就是，即使是谋生的行业，也不要把那些靡靡之音、低俗的、没有积极作用的‘玩意’带给大家，做人‘做艺’要自律，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文艺工作者。”
现而今，各类的选秀比赛大行其道，其中不乏渴望就此成名者。和当年不愿意把闺女嫁给艺人的景况，和这些不计其数的“准艺员”争先恐后地去“唱响”、“我行”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其实，有很好的展示机会，就应该把握住。”少马爷中肯地说，不能靠奇巧之道。雄心之外，扎实的基本功才是根本保障，这样的演员也好，艺人也罢，才能真正立得住。
曾有一位唱铁片大鼓的老前辈王佩臣，唱腔那个酸、俏劲啊，天津人干脆管这叫“醋溜大鼓”。这位老先生现在被称为曲艺表演艺术家。可那时候，虽和刘宝全、金万昌齐名，成为“鼓界三绝”之一，但在当时社会上，不过是个唱“玩意”的坤角。演出时，观众堆里接下茬、找便宜的可不少。有一次唱《摔镜架》：“我的二哥哥呀……”
“哎！”台下就有一位应得瓷实。瞧咱这位王佩臣，也不含糊——“找我便宜？欺负人？没门儿！”听下面这句： “我的那个儿啊！”
咳！哥哥又成儿子了。接着，这院子里就茶壶、茶碗乱飞了。
——这是坊间笑谈。一位同时代的鼓曲老艺人说，这样的“抗争”很多，是无奈，也是徒劳，作为“下九流”的一档，艺人就是那样的地位啊。
啼笑舞台 醋溜人生
人力车夫 的哥的姐
提起人力车总不免让人想到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车夫们用一双铁脚板维持着全家的生计，却被人毫不客气地称为“拉胶皮的”。
百年巨变，出租车代替了人力车成为街头“新贵”。铁脚板变成方向盘，人力车夫变成“的哥的姐”。
刘师傅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坐进夏利车就算上班，心情不好就让自己歇班。刘师傅说：“开出租车有一种自己当‘老板’的感觉。”
刘师傅说：“虽说干的活儿差不多，但我们可比以前强多了。现在那么多‘的姐’，要在旧社会，靠跑腿吃饭还轮得上她们吗？”
剃头匠 美发师
“剃头挑子一头热”是旧式剃头业的生动写照。如今，剃头挑子早成了博物馆的“展品”。
47岁的樊大姐从1976年学徒，到2000年承包美发店，工资由17元涨到1985年的两三百元，再到1990年的七八百：“做出客人最想要的发型，我们自己也特美！”
“丝情发艺”的理发师小温刚刚26岁，却已经是“高级职称”，用他的话讲：“红皮职称，国家发的。”
在秀发中寻找美感，在剪刀下塑造形象，小温的选择没有错：“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脑袋，而我的责任就是让这个脑袋更加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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