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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荣 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展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在新闻领域，娱乐报道基本上是自由的，而自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更严格的自律
●序幕——《兰州晨报》的报道
南方周末：2006年3月22日，《兰州晨报》刊登《兰州女孩林娟苦追刘德华12年》一文，这是对杨丽娟的首次报道。次日，《兰州晨报》称此报道影响全国，吸引央视、东方卫视、《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前往兰州，并称将联合众报刊登杨父写给刘德华的《请愿书》。
李良荣：这本身就是炒作行为。试问：众媒体要公开《请愿书》，到底想要干什么？杨丽娟见不见刘德华，对媒体来说有这么重要吗？那么多国计民生的问题，媒体不关注，却加入了杨丽娟纵容者的行列。如果我是《兰州晨报》的领导，这样的事情根本进入不了采编层面。报社的接访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接访室的人负责任，也许应该质问一下：您作为父母，教养之责何在？
展江：我想不出什么职业规范，媒体的类型有所不同而已。如果是通俗媒体，肯定会做的，因为有个市场驱动。这在世界上都有，不是中国个别的现象。最有名的就是9年前，黛安娜王妃去世，媒体的狗仔队饱受攻击。除此之外，黛安娜去世前不久，是特蕾萨嬷嬷去世，特蕾萨一脸皱纹，没有受到媒体怎么关注，但是特蕾萨的一生为穷人做事，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其贡献远胜于黛安娜。1960年代末，工党的严肃报《每日先驱报》生计难为，更名《太阳报》后被默多克接手，开始走3S(sports，sex，scandal-体育，性，丑闻)路线，发行量飙升到三百多万。相比之下，《泰晤士报》目前发行量仅仅70万份。英国有一个笑话说：你要知道一个绅士在干什么看《泰晤士报》；你要知道一个绅士在想什么，看《太阳报》。
南方周末：参与其中的众媒体中不乏知名媒体，您怎么看？
李良荣：我只能说，我们的媒体疯狂了。走到这一步，受众完全有权利指责我们的媒体，居其位不谋其职，弃社会担当于不顾。媒体人没有起码的判断吗？我不信。你们无非是报一个所谓的猛料，把杨丽娟当成一个怪物，展示给大家看。
展江：我觉得，问题在于，中国没有明确的媒体阵营。在西方，媒体很明显地分为两大阵营：严肃媒体和通俗媒体。如果是《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之类的严肃媒体，处理这类题材将非常谨慎——要么不报道，要么很节制。
不就有人说，南方某报号称严肃类大报，也大篇幅报道此事吗，指的就是《南方周末》。如果评价《南方周末》这次报道，我愿举《纽约时报》如何报黛安娜一事为例。
黛安娜之死很有意思。一方面，她是个时尚名流，是通俗媒体《太阳报》的最爱；一方面，她毕竟曾贵为王妃，且亲躬慈善，又是严肃类报纸不得不提的人物。但是《纽约时报》类严肃报纸处理这类新闻：不放在显要版面，放在里页，标题很节制，篇幅不会很长，只作基本事实叙述。《南方周末》如果自认为是严肃报纸，精英报纸，你最好不报杨丽娟，如果要报道，也只能是很小的一个文章，你必须小心。所以，《纽约时报》不会因此受指责。但是，对此事进行评论是很必要的，美国很多报纸就有媒体批评的专版，而且，普遍实行新闻部和评论部隔离，互不干涉。但是隔离之后，是否肯定不受娱乐影响？那不一定，你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你定位是严肃报纸；其二，你经济资本雄厚。
南方周末：有媒体称杨丽娟为“弱势群体”，也许媒体有真心相助的动机？
李良荣：她根本就无所谓弱势群体。如果一个农民考不进大学，他向媒体说，我是弱势群体，我非要上大学，不然自杀。那你媒体能推波助澜吗？假如在媒体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刘德华屈服了，谁能保证以后不出现“张丽娟”、“李丽娟”、“王丽娟”？更进一步，一个男影迷，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方法要求见女影星呢？
以前，一个外地人在宁波患上重病，连返乡的路费也没有，而治病大概需要5万元钱。《宁波晚报》呼吁宁波市民捐款，此人因此得到了救治。这本是慈善机构该做的，不是媒体的本分工作，但毕竟是件好事，做了也未尝不可。但是，杨丽娟和这件事有着本质的不同。
●发展——媒体出钱给杨家
南方周末：2006年3月底，事件升级。据传，北京某家媒体3次承诺安排杨丽娟和刘德华在北京见面，但承诺没有兑现。杨父遂于电视台门口举起牌子：“揭露电视台欺诈行为。”此事以该台资助杨家2000元回兰州的路费告终。这一步媒体又走到了哪里？
李良荣：一个记者的职业行为应该局限在采访和报道之内，这是新闻伦理的起码要求。当然，如果你采访时，遇到危险，应该先救人一命。
但是北京这家媒体不是在救人一命，它的作为已经逾越了新闻的职业范围。你拿钱，你安排见面，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是做好事，行慈善吗？这根本就不是慈善事业。假如杨丽娟有病，你的作为不是唤起她对病的关注，反而将她推向病的深渊。
展江：美国倾向反对“支票新闻”(媒体出钱给采访对象，使之配合)。欧洲是有这么干的，但这只局限于名人人物故事，足球明星贝肯鲍尔曾在自传里写，《明星周刊》曾支付他十几万马克，给他拍了十几组照片，写了组报道。如果涉及公众利益的新闻，这是欧美媒体都不能接受的。最近，被伊朗俘虏的英国水兵回国以后，将自己在伊朗做战俘的经历卖给了媒体，遭受巨大非议，称这一行为不人道，因为他们有战友战死伊拉克战场，而媒体却花钱买他们的故事赚广告费。
北京电视台这个只是件小事情，如果跟媒体新闻和广告不分家的恶性现状相比较的话。有些媒体确实在推波助澜，但商业社会就是这样，媒体是害怕平静的，因为平静将带来关注度的下降。现代社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一直递增，但是公众就是对这类看似和其利益毫不相干的新闻感兴趣，谁和谁离了，谁和谁吵了，学者常指责媒体关注这些不涉公众利益的东西，但或许这正是读者的一种心理需求呢。所以盲目指责不一定对。我觉得心理学家才能有答案，我们搞新闻学的没有答案，这是闲暇社会造成的一种新的现象。毛时代没有这种现象，只有文艺，没有娱乐，没有广告，也就不需要这种娱乐化的东西了。
但是必须注意，普利策讲过这样的话：广告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独立。
●花絮——《中国青年报》的评论
南方周末：2006年3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星迷”林娟值得媒体如此关注吗》。这可能是媒体最早发出的反思声音，文中说：“新闻媒体作为公共资源理应承担起扶危济贫的社会责任……如那些矿难家属和追薪民工等等。”但是，这一声音迅速被淹没了。2006年6月7日，中央一家新闻频道《新闻社区》栏目以《兰州女子苦追刘德华》为题，再次对杨丽娟详加报道。广州媒体，香港媒体的报道也是一轮接一轮。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为什么没有引起关注？
李良荣：一句话，媒体炒来炒去，炒昏头了，荒唐了，堕落了。全国性的媒体都做这样的东西，我真不知道说什么了。
《中国青年报》如此之早就发表这样的评论，虽然它当时没对众多媒体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至少表明，中国媒体里还有清醒的，懂得自律的。谁是真正关心杨丽娟的？不是那些帮助她、纵容她的媒体，而是这样一篇评论。如果我们的媒体脑子当时都这么清醒，杨丽娟事件未必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人说媒体是凶手，我不反对这么说。
她第二次到香港，媒体报道她挨家挨户找刘德华，找错门了。媒体都把她当成了一个笑料，把这个笑料卖出去，赚取自己的发行量。全国媒体把这个她放到光天化日下，让人围观，这对杨丽娟本人也是一种不公。也许杨丽娟被媒体弄得感觉不到羞辱了。但是，一个有良知的媒体，应该堕落到羞辱一个对羞辱都毫无感知的人吗？
1980年代，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上映时，引起了少男少女的狂热。山口百惠扮演的女主人公死于白血病后，辽宁有两个少女自杀。当时全国媒体一致反思：要教育青少年，不能不顾生命，执迷追星。
现在媒体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杨丽娟事件，媒体非但没有劝止，反而是诱导杨丽娟进一步疯狂。
展江：央视只是在制作规定节目的时候假装严肃，平时它就不严肃。说实话，央视除一些高手做的节目外，多数节目都比较一般，制作水准和品位不算高。相对高的是《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社会记录》等。
央视受收视率的影响比报纸受发行量的影响还要大，因为收视率是立竿见影的，不行，节目就撤，一群人的饭碗可能就没了。不像报纸的版面，有宽裕的缓冲期。在这种压力下，它不做杨丽娟才怪呢，这我能理解。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在娱乐时代不受关注，太不奇怪了。本来大家是为了看戏，是为了开心，现在只是死了人了，人们才开心不起来了，而且，我能预测，此事将很快被人遗忘。
●高潮——杨父跳海自杀
南方周末：2007年3月26日，杨父跳海自杀。4月1日香港《明报》在《内地传媒兴趣渐失，杨丽娟忧生计》的报道中称《南方都市报》、网易、《广州日报》“争抢”杨氏母女。与此同时，《北京青年报》于4月4日刊发《疯狂粉丝事件幕后推手：媒体追逐和外力介入》，东方网刊发《“超粉”杨丽娟事件反思“媒体效应”谁负责》，《新快报》于4月10日刊发《谁在导演刘德华粉丝门悲剧》，开始反思。
李良荣：有反思总比没有反思好。问题在于：我们的媒体该在哪个层面上反思？现在的反思仅仅就事论事，谈论明星与粉丝的关系，而且没有从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上反思。这样的反思太肤浅。我担心，当类似事件再次出现时，我们的媒体又将出现集体失忆，开始新一轮的炒作。
展江：其实，上述媒体若定位为非严肃类媒体，它们报道杨丽娟，无可厚非。其实，上述发表反思类文章的报纸，平时也并非都是什么严肃报纸，也都做过小报才做的新闻。同一份同一期报纸，会共存严肃和非严肃两种风格，似乎不属于同一份报纸。比如日本的《朝日新闻》，头版异常严肃，而后面却有非常多的色情漫画。再比如普利策的《世界报》，就炒作说吧，干过好事儿也干过坏事儿。当年法国将自由女神像运抵美国，普利策说，快报道，让人们立起它，不能让它日晒雨淋啊。然而，他又曾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明星记者内莉·布莱化装进入精神病院，报道一出，一举成名。普利策紧接着让她做环球旅行，报社搞了竞猜活动，竞猜布莱哪天到哪个城市。此事遭人嘻笑，批判说，媒体是社会公器，不能以新闻版面报道自己的事儿，这将引起公众反感。
●也许是结局——《健康追星倡议书》
南方周末：2007年3月30日，杨丽娟回到兰州。首发报道杨丽娟的《兰州晨报》即刊发《健康追星倡议书》。您如何评价这一做法？
李良荣：它感觉到自己有点做错了，它会引起全国受众的质问，它也会承担很大的压力。毕竟杨丽娟事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它是有一定责任的。这种倡议书除了做给自己看，还能做给谁看？如果它意识到了当初的错误或者说不妥，何必想收回又不敢收回，发表这个有气无力的东西。
如果按照新闻职业操守来办，应该在报纸上开辟版面，刊文正式向公众道歉。2003年5月，《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很年轻，只有27岁，居然被查出写过十数篇假新闻。随即被解雇，而且终身将无法受雇于媒体。不仅如此，7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7500余词的长文向公众道歉，承认“这一丑闻，导致了《纽约时报》的公信力跌至其历史最低谷”。随后，两位副主编和主编相继引咎辞职。我觉得，这是一个媒体敢于担当的表现，其间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
我一边指责媒体，一边也理解它们。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媒体的结构。我们的媒体采用封闭性质，一些小媒体，只能局限在一个地区发行，不准它倒闭，却也不给它钱，那么它只能够这样。
●尾声——
南方周末：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否意味类似杨丽娟事件的炒作还会偶有发生？
李良荣：我觉得是。如果新闻界无序竞争状态得不到改善，恶炒就万难结束。所以我觉得国家要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兼并一些媒体，砍掉一些媒体。去年的邱兴华事件，严肃的报道分析是一回事情，可有的媒体拼命挖罪犯的老底。结果荒唐到什么程度？死者家属无人问津，而杀人犯的家属却得到了社会捐助。我觉得，这个社会反常了。
南方周末：让人困惑的是，娱乐新闻报道基本上是开放的，然而这种自由带来的负面问题也不少。
李良荣：1990年代以来，国家一步一步放开新闻报道——娱乐报道先放开了；接下来，财经报道、民生新闻、危机报道放开了，比如疫情、灾害、重大事故等等。
但是任何一国的新闻报道，时政报道总是最核心的。新闻和电视节目不一样，看电视，人们可能看娱乐，而看报纸，人们一定要看新闻。然而，时政报道一直没有放开，还是跟过去老样子：基本上都是发通稿。所以在这一块，媒体不会有太大出息。
娱乐新闻是离时政报道最远的，所以放得最松。新闻人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在娱乐报道上，大家可以肆无忌惮，因为犯不了大错。我讲一句我本心不大愿意讲的话：我们有些媒体，确实成了一个污染工厂，它把污水废气排向社会，让社会来承担成本，而它们收获的恰恰是真金白银。
展江：从新闻史上看，新闻管制确实带来了报道题材的窄化，你可以诲淫诲盗，但不能在政治上出圈。当年，马克思就说，在普鲁士，被管制的媒体，讲戏园子，讲国王路过，讲公主临盆，是媒体的常态，但是不能谈政治。1841年的一首讽刺诗是这样嘲讽德国报纸的：在我们的祖国，报纸是多么叫人开心！今天，我们什么不知道？昨天公爵夫人临盆，明天公爵驾到，这里国王回宫，那里皇帝过路……多有意思！上帝也要为亲爱的祖国祝福！
美国的媒体政治上独立，但是却受商业影响，早前就有人批评它，广告在虚构中产阶级的梦想，充斥蓝天、碧野、俏美人。《福布斯》杂志每年都出一个排行榜，典型的“资本主义利器”，就是给那些企图成为中产阶级或者富人的人制造一种美景。虽然一文不名的人在美国可能成为富人，但是概率何其小，哪家的坟头冒烟根本不知道。
美国因为反垄断厉害，所以商业巨头左右媒体还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在意大利，情况不大一样，很多行业有一个垄断巨头，像汽车行业就有菲亚特垄断。贝鲁斯科尼就控制了6家电视台中的5家电视台。在竞选中，他作为一个中右联盟的候选人，电视曝光时间三百多分钟，相形之下，中左联盟的候选人才四十多分钟。
南方周末：既然国家对娱乐新闻这一块放开，那么媒体自身是否应形成行业规范，自我约束？
李良荣：民国时期，上海的报纸协会由德高望重的报人组成，它的功能就是自我监督。如果记者报了假新闻，即开除，报协还会发公告，督促任何报纸不得聘请他。1932年左右，上海报刊炒作阮玲玉的绯闻，导致她自杀。这个问题引起了报界强烈的反思，炒作者受到了报协的强烈谴责；报社也联合开会检讨自己。
现在，每年都公布十大假新闻，但是你看到有哪一家报社出来为自己的假新闻向公众道歉吗？没有。你看到有记者协会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没有。
我觉得，放开的这一块新闻，应该由记协和报协来管，这是个道德自律问题。领导集中精力，管一些政治问题就可以了。
展江：除了李老师讲的，我想，很大部分，我们这方面还很不成熟，更多是参考国际惯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