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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生存危机客观存在。
有人奉若珍宝，有人弃如敝屣。近来，一场围绕中医的存废之争引起轩然大波，而且风波并没有因为卫生部出面而结束，仍在继续，但是也日趋明朗化。这场争论涉及到不仅是中医是否科学，也涉及到千家万户亿万百姓的健康，以及求医看病的大问题。
回顾历史，关于对中医是“扬”还是“弃”的废存之争，这已是自北洋政府拟“取消中医”以来的第四次。事实上，在国外也曾经有过废止中医之说，但均以失败告终。
日本曾有过这样的争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汉医界也是本着科学救国的精神，首先提出废除汉医，尊崇“兰医”即西医。然而，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日本医学界开始出现“复兴汉医”的声音，到七八十年代达到巅峰。一百年前由汉医首先提出废止汉医，一百年以后却由西医提出要振兴汉医。因为他们认识到，“现代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汉医有许多实际价值值得借鉴。
这场争论对中医是个新契机。至少大家可好好理一理，中医究竟有什么价值？我个人认为，中医对现实中国人来说，或者说对现实世界来说，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它是一种实用技术，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大到比如说肿瘤、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等等，小到一个感冒，很多人都离不开中医药。我临床是看肿瘤的，对肿瘤我很有发言权，以最为凶险的胰腺癌为例，国际一般患者中位生存期4至6个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这种癌一年生存率为8%，5年为3%，中位生存期仅2至3个月，而我们诊治的上海地区百余位胰腺癌患者中已有近二十位度过了3至5年，这些患者中绝大多数是无法手术，未经过化放疗的，现在绝大多数活得有滋有味。有个领导对此说了句俏皮话：“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是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比如现在时髦的“亚健康”，亚健康的调整我相信很多人会找中药。我目前主持“十一五”国家科技项目———亚健康课题研究，这个领域就凸现出中西医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实用价值。亚健康是一类状态，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内现代医学界对亚健康还是失声的，因为它的体系只有盯住某一个具体器官或结构的异常的研究才有价值，对亚健康的治疗，也许只有维生素之类。中医不然，亚健康状态可以从中医“证”的研究和体质研究中演绎出来，针对个体、时间进行调整，很能改变亚健康状态，这是很有价值的。
第二个层面是科学层面的，中医既然是一种传统性科学，就有科学内容。就拿经络来说，“循经感传”现象，现在至少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前一段时间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做了两个手术，就用针麻，其中一个是开颅的，至少使得麻醉剂的用量大大减少。我们已经用现代手段，比如说同位素追踪，描记出体表的一种现象。但是现代的解剖学，哪怕最最时髦的解剖学，它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解释不了不等于不存在，这时需要改变的是以往的解释体系。
第三个层面，中医还是种文化。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用西方标准来评价，可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几亿人、几十亿人用了多少年都很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已经基本平息了，国家出台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大举措。其实一个民族真正兴起，除了我们商品走向世界以外，我们的科学思想、文化观念，也要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医作为一种和生活观念非常密切的有价值的保健体系，或者是生活哲学，一个可以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知识体系，一定会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且会大大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
不过，与日本、韩国在复兴传统医学方面的不遗余力及所取得的效果相比，目前中医在我国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内忧方面，面临后继乏人、质量参差、信仰缺失(学中医的人不信中医)等问题。外患方面，比如我国的中药处方有1000多种被外国抢先注册；又如日本医学权威大敬节在弥留之际对其弟子说：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
中医的生存危机客观存在，包括“国内现在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这样的数据也是真实可信的。中医的发展遭遇“瓶颈”，出现低谷，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与转型时期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心态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整体话语权的提高，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一句名言：“要让食物变成你的药物，不要让药物变成你的食物。”那么中医学很多药物，是药食同源的，通过这样的调整，一方面副作用可以减少很多，第二方面老百姓通常说可以治本。
西医治病着重在对靶器官病理改变的纠正、逆转，而中药的应用是强调辨证施治，多途径、多靶点的整体调节，其作用常呈调整性、甚则双向性的特点。中医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擅长从宏观上捕捉现象，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模式。由于中药作用的奇妙性和复杂性，构成了西药单一针对靶器官的用药方式所没有的治疗效果。这是在许多顽症治疗中，中药疗效显著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对恶性肿瘤、艾滋病及老年性痴呆等现代医学最棘手的问题，中医中药正在展现其美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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