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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本能地盯着中国巨额的储蓄。如果有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这笔资产将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说在汇率等问题上，保尔森是应付国会或是抱着战略对话的态度的话，那么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问题上，他一定会步步紧逼。
这未尝不是保尔森的一种计谋：借助战略经济对话这样一种机制，一方面缓冲国内高涨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试图影响中国的经济变革。
深知中国潜力的保尔森，内心深处的抱负，是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注定要影响整个21世纪的大国之间，建立起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协调机制。
但他首先要让战略对话机制能持续运转下去，并获得国会和布什政府其他部门的支持。他要证明这个机制能够解决目前中美经贸关系中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气候下，保尔森最有把握的是借美国国会的压力，迫使中国在具体事项上做出让步，来证明这个机制可以解决问题。
对保尔森来说，把中国近21个部委的高官和近170名官员请到华盛顿，让他们与国会议员对话，并听他在开场白中表现美国态度强硬的一面，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足以让他对国内有所交代。保尔森在开场白中说：“美国人民……是缺乏耐心的。”
突然严厉令气氛微妙
去年9月，被布什任命为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在上任后不久的首次讲话中即把中国奉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并将对华关系视为其任内的首要任务之一。
保尔森清醒地判断，当前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和机会，都与中国有关。他很快得到了布什的支持，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保尔森提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构想时，“战略”与“对话”两个字都给人以他是中美经贸关系“求道派”的想象。这样一种对话的方式，也符合中国希望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来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原则。
从他上任后的两次访华来看，保尔森基本上都是以一种让中国感到比较“舒服”的语言，来表达美国的诉求。例如，无论他如何期待中国的政策改变，都会从符合中国利益的角度来阐述。
在第二轮对话的开幕式上，保尔森突然变得严厉起来，在“战略”之外，强调达成“短期协议”，开始质疑“对话”本身的价值。他说：“甚至‘对话’的含义，对于美国以行动为导向的美德来说，也显得过于被动了一些。”
这样的语气，令第二轮对话的气氛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微妙。如果这样一个战略对话机制逐渐演变成美国一年两次把中国重要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要求让步的场所，它可能取悦当前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但从长远来说、甚至就在短期内，都会让中国感到很别扭。
但中国也可以要求美国方面让步，如放宽民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对中国的跨国并购开放市场、对中国开放美国的金融服务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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