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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课题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在我看来，它还不是一般的重大理论课题，而是具有头等意义的重大理论课题。它受到高度关注有深刻的原因。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念和态度:是将它看作为亘古不变的教条，固守一百多年前的原生态观念，还是结合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并与时俱进地灵活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还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它们之间的博弈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的表现形式和激烈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当今，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君不见，那些只看到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和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就否定改革开放，声称我们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不就是一种表现吗？的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在探索中，确实存在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克服。总的来说，这都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也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过程中出现的。
出现这些问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和在这个理念之下而创立的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没有关系。它主要是由于政策不完善、或工作有缺陷、或缺乏实践经验而造成的。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那些否定改革开放之类的言论是错误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论问题的重大现实意义也正在这里。
有一个如何郑重对待和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问题
我们党成立80多年来最根本的历史经验是什么？重要的历史经验有许多，而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它解决得好，探索的道路正确，党的事业就胜利和兴旺；对它解决得不好，探索的道路不对头，党的事业就遭受严重挫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从指导思想上讲，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如果用“数字化”方式表示，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三二二三”。即在党的80多个春秋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践上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另一条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在不断地与时俱进，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努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所以，我们党的8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生生不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个历史经验非常丰富，需要不断地进行总结。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说到底，就是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能力和理论能力的建设，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当前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有一个如何应对挑战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有两重身份。就学术层面言，它是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学术，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解读，可以百家争鸣。通过切磋和探讨，对它的解读越来越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学说的原意，这是好事。读懂马克思，当然并不等于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是什么意思？会产生很多歧义。搞本本主义，照搬照抄，不就是“回到马克思”吗？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坚持马克思主义不等于回到马克思。应当对这两者加以区别。
就政治层面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个地位是不能撼动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从成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以来，对其指导地位的挑战始终未断。目前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它们以各种方式影响中国——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要搞社会主义，而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这就是所谓“西方化”。二是复古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是“舶来品”，要复兴中华还是应当奉行儒家学说。振兴历史文化，倡导国学包括研究儒学，汲取其精华来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繁荣科学文化所需要的，无可非议。但这不等于要以儒学作为立党立国之本。三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其中不乏某些合理成份，与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某些相通的内容，并含有可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鉴的某些元素。但归根结底，它与马克思主义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一是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二是不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三方面的挑战，既来自海外，也在国内拥有市场。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不单纯是个重大的理论课题，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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