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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宁洱县中学高三学生蔡国倩在救灾帐篷内复习备考。6月3日，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北纬23.0度，东经101.1度)发生6.4级地震，部分学校设施严重受损。地震发生后，云南省立即启动“高考应急预案”，确保灾区高考顺利进行。
人们希望选拔人才的渠道更多一些，招生更公平一些，高等教育的发展更理性一些
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又要开场了。今年全国的考生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们对高考的关注度，如同入夏后的天气，正在迅速升温。
1977年，“文革”十年后我国高校首次恢复招生考试，至今已经30年。自主招生、面试招生、3+X、分省命题等新名词先后走进高考。追寻高考改革30年的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追求更加透明、公平和公正，走向更加科学、合理和多元，是引人注目的几个关键词。
招生：从统一到多元
邢华东，目前是山东省直机关的公务员，30年前，他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我的命运从此转了一个弯，‘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我身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30年前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场考试，采取分省命题。从1978年起，国务院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统一的高考制度体现了尽可能的公平公正，为高校选拔优秀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统得过死、难以体现高校和学生特色、加重应试教育等局限。近年来对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质疑声一直没有停止过。
教育专家李希贵说，考生的特点不一，有的擅长动手，有的擅长思考，一张考卷是考不出能力高低的。社会需要的是多元化、个性化的人才，而现行的高考则以一个标准考察学生。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现行的以分数为惟一标准的高考指挥棒,放大了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山东省淄博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耕祥说，为了提高高考成绩，许多学校形成了极端的理念，教学管理变成了逼迫师生不惜一切代价拼成绩。比如，提出“为了学校的升学率，要把学生的油全榨出”，“为了提高升学率，非考科目全让路”等，许多学校都将体育、美术、音乐等简化。，而不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竞相延长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普遍安排双休日、节假日补课，学生每天十六七个小时浸在题海之中，学习时间之长已经逼近或超过学生身体的承受极限。
“一张再好的试卷也无法考查考生的综合素质。”怎样既保证高考的公平公正，又能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避免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这是近些年来高考改革探索的方向。1999年，广东率先开始实施“3+X”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改革。2002年，这一改革在全国范围推行。这项改革和后来的高考分省命题改革，都使高考由统一考试走向多元化。
另外，有专家认为，因为各高校的办学目标、办学特色不一致，培养学生的思路也各有特点，不同类别的高校应在选拔方式上适当有所区别。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自主招生”试点。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3所高校享受5%的招生自主权。
2006年4月初，复旦大学首开面试招生先河，300个名额引来了上海市区1200多学生报名。尽管只是一个小范围的试点，但此举的意义在于，这是高校录取第一次与考分脱钩，考生面对的不是考卷，而是要对其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评价的考官。但是，由“绝对清晰”的笔试变成“相对模糊”的面试，人们仍关注着招考公平，期盼使制度创新和保障公平达成完美的结合。
去年，济南高三毕业生潘立群搞了一项发明，这项可以让色觉障碍者识别“红绿灯”的创意，获得了国际中学生创新成果大奖。但“创新少年”却因高考分数低而与大学无缘。庆幸的是，在媒体的关注下，潘立群最终被山东大学破格录取。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高考制度对我关上了一扇门，自主招生制度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真是没有想到。”
“尽管自主招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高考大一统的格局已经打破。”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主任刘志业说。
李希贵认为，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以选拔少数精英为目的的高考模式必然要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要建立以统一考试为主、多元化考试和多样化录取相结合的高考与招生制度。
他说，大学是办学主体，招生的主体应该是大学。高考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实行招考分离，把录取的权力下放给大学。这样，大学才能研究出百花齐放的录取标准，才能带来高中办学的百花齐放。为了公正透明招生，大学要把录取标准提前几年向社会公布，由社会进行监督。
公平：招生名额的地域分配
近年来“高考移民”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是因为各地招生分数差异太大。
2006年夏天，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参照各省人口比例确定，尽管变动幅度不太大，仍然被称为“解决高考招生地域不平衡问题的有益尝试”。
“可别小看这一点变化，对于高考招生改革来说，又是一次破冰之旅。”山东省实验中学校长刘堃评价说。
由于北京、上海拥有的全国重点大学数量比其他省份多，重点大学录取名额投放向所在地倾斜，远远超过其他省份。这种现象被专家认为是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影响高考公平的一道硬伤。
刘堃认为，重点院校在招生时向地方倾斜的做法主要是由当前高校的投入模式决定的，自1998年以来，全国有200多所原部属大专院校下划到地方，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而教育部保留的38所重点院校虽然都是中央直属，在目前条件下，其对地方的依赖性依然很大。这种财政上的依赖决定了这些院校必须在招生时向所在地倾斜。
也有专家认为，目前国家部属高校招生指标的分配办法带有明显的“计划色彩”。当年适当照顾大城市的优先发展，为大城市优先提供大批高素质人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权宜之计，但是随着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对沿用的招生地域比例进行调整尤为必要。
山东省教育厅高教处曾宪文认为，高考招生指标的改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要让国民平等地分享优质高教资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国家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高校三方协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曾宪文说，应该承认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教育水平上确实存在差距，高校招生指标的分配既应该照顾到各地人口总量，也应该考虑到各地教育水平的差异，可以在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基础上，设计部分权重系数，例如，万人口中知识分子的比例、人口素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代化程度等，以缩小不同地区之间高考录取率的明显差异。
扩招：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
今年全国报名考生超过1000万人，计划招生560万，高校录取率近50%，与1999年高校扩招前相比，这几年考大学的压力相对减轻。1999年高校首次扩招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8%，现在，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2%。
对于学生和家庭而言，感受最深的就是大学收费的提高。济南市民李怀梅有两个儿子，她亲身感受到了学费的“三级跳”：大儿子1993年考上大学，学费一年900多元；二儿子1994年上大学，学费就涨到了2700多元；现在，每年学费要四五千元。
教育部部长周济3月8日称，高校扩招的成就还是应该肯定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我国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发生了质变。
但是，也有专家和学者坦言，应该看到高等院校的大规模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扩招后的“消化不良”症令人担心。
来自教育部的一组数据称：1998年我国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为108万人，随着1999年全国大规模高校扩招，2006年这一数字变成504万人，2007年达560万人。与此同时，2005年我国高校毕业生340万人，2006年增至413万人，今年达到500万人左右。大学生乃至研究生的就业形势严峻。
招生人数的激增，使得我国高等院校原有的办学规模很难应对。为了消化急剧膨胀的生源，高校开始了扩张，目前我国在建和已建的大学城超过50座，多数都是依靠银行贷款建设，许多高校成为银行“债务人”。
有专家认为，从1999年扩招开始卷入贷款风潮中的高等院校，2008年前后将陆续迎来还款高峰，有的高校将形成到期难以还本付息的局面。民盟山东省委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山东目前28所省属高校的银行贷款总和已经超过100亿元，个别高校负债高达十几亿元。
“由于贷款久欠不清，致使学校的硬件建设以及教师的培训很难满足扩招需要，缺少优秀的教师，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山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副校长不无忧虑地表示。
他说，扩招确实需要高校加大对院校软件和硬件的投入，但也助长了高校“贪大求全”的浮躁风气。一些高校忽视了“特色办学”和“优势专业”，盲目将办学目标锁定在“打造一流学校”上。这种盲目性往往造成高校专业设置、教学定位和培养目标的结构性不平衡。高校教育的很多环节都受到扩招的冲击，最主要的就是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衡，有的高校师生比高达1:40，超过合理比例两三倍。
“这就导致教师的教学量过大，教学手段难以到位，教学目的得不到保障。”这位副校长说，很多学校采取大堂上课的方式，无法照顾专业特点，一般专业的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图书和实验设备严重不足，有的新校区没有图书馆，有实验室而缺实验设备，缺乏实习场地和必要的实习条件。高校办学条件的改善滞后于学生规模的扩大，影响了高校教育质量。
受访的专家认为，恢复高考30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这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过程。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相对稳定招生规模。这表明，在经历了几年的扩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外延式发展转向了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高等院校在短时间内“长高长胖”之后，已经将重点转向了“强筋壮骨”。
邢华东说，“30年前参加高考时，大多数人还有一种懵懵懂懂的茫然。30年后的高考已经成为一种关注度极高的社会工程。高考之变折射了社会之变，希望选拔人才的渠道更多一些，招生更公平一些，高等教育的发展更理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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