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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述评之四
在我40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最激动、最骄傲、最难忘的，就是有幸亲历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两大盛事，并用新闻工作者的笔和画面记录了那些历史的瞬间。再过10天，就是香港回归10周年。每当脑海浮现1997年6月30日最后一分钟英国的米字旗最后一次在香港降落和7月1日第一分钟五星红旗在嘹亮的中国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的情景，我就热血沸腾；每当想起我们媒体人那些紧张忙碌的日日夜夜，我就兴奋不已。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
八千记者云集香江
香港回归，是我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20世纪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之一。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洗雪国耻、长民族志气、振国家声威的大喜事，牵动着海内外每个华夏子孙的心。对香港来说，它标志着迈向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对英国来说，它宣告了英国人在香港一个半世纪殖民统治的结束。对世界来说，中英两国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为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成功范例。因此，香港回归不仅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各国媒体也都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这次新闻报道的。
据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新闻统计处统计，截至1997年5月7日报名截止，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778家新闻媒体的申请共8423人。香港当地有106家机构，2816人；日本有45家，1300人；美国有108家，1047人；英国有63家，688人；台湾地区有42家，528人。中国内地有16家，610人。历史上，为同一件事，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云集如此众多的新闻记者，是前所未有的。香港回归报道的竞争在当时被形容为“世纪新闻大战”和“世界传媒的奥林匹克”。
一些大的新闻媒体为了在新闻大战中占据上风，不惜工本。早在四五年以前，他们就将港府和英军司令部添马舰周围以及维多利亚港中区南北两侧高层饭店1997年7月1日前后几天的客房预定一空，当时一个普通房间的价格高达600多美元一天。有的媒体为了拍摄英国国旗降下，解放军进驻和防务交接仪式等历史性镜头，还花大价钱租用直升飞机。
作为内地报道回归的主力媒体之一，新华社派出了114人的前方报道团。向境外派这么多人参加一场报道，这在新华社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一场特殊的战斗
与历次重大报道相比，香港回归报道有其鲜明的特点，对参加这次报道的各国新闻工作者来说堪称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一是报道过程长，而高潮短，兼有持久战和攻坚战两重特点。如果从倒计时100天算起，整个报道延续三个多月，中间不断有小高潮，逐渐升温。从6月6日新华社第一批人员赴港算，也有5个星期。持续这么长时间，在重大报道中是少有的。但真正的高潮仅集中在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由于英方必须在7月1日零点前完成一切撤离行动，中方必须在零点之后完成一切接管政权的安排，不能有政权和法律真空。这种政治要求，导致了一系列高密度的活动安排。从6月30日上午8：30钱其琛副总理开始会见7国外长起，到7月2日下午4：00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举行上任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止的60个小时里，新华社必须报道的活动有32场之多。其中包括政权交接仪式、防务交接仪式、特区政府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解放军进入、临时立法局会议、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会见查尔斯亲王和布莱尔首相以及英方撤离等13项重大活动，都是在6月30日晚上20：00到7月1日早晨6：00的夜间进行的。
这两个特点给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报道整体过程长，要求必须做到长计划短安排，一步一步地把报道引向深入，还要防止内容重复和报道人员的疲沓情绪。报道高潮短，活动高度密集，要求记者、编辑必须连续不断地、通宵达旦地工作。
二是战线长。香港回归仪式和主要庆祝活动在香港和北京两地举行；内地除北京外，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东莞和南京七城市也有隆重庆祝活动。全球华人华侨，各个国家和重要国际组织有广泛反应。新华社对这些活动必须统筹兼顾，不能疏漏。
三是香港的特殊环境，给采访活动带来诸多困难。首先是语言障碍。对内地多数不懂广东话和英语的人来说，连问路、打的都有困难。其次，香港的道路不规则，巴士站不标站名，对初次到港的人很不方便。再其次，香港的气候许多人不适应，晴时湿热难耐，雨时雷电交加。
另外，中英两国政权交接的各项活动高度敏感，安全要求很高、很严，有些活动要求固定记者连续采访，中间不许换人。这些都给报道的组织指挥和记者的采访活动增添了难度。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结果
参与香港回归报道的各国记者，按照香港的规定，采访机会完全是均等的，中方媒体，包括香港媒体享受不到特殊方便。中方媒体，特别是新华社，承担的报道任务比任何外国媒体都重，可在人力和技术装备上又处于相对劣势。但从工作表现和报道效果来看，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媒体，明显好于西方媒体。原因在于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态、动机和自我要求。
中国新闻工作者是怀着光荣的炽热感情和对国家、民族、历史的强烈责任感，投身于报道工作的。以新华社为例，我们自始至终坚持的原则是：围绕事件，紧扣主题，报道主流。即紧紧围绕“回归”主题，抓住政权交接仪式、特区成立和特区政府宣示就职仪式、军队进驻、香港和内地的重大庆典、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团活动，以及民间丰富多彩的活动等为报道主线和重点，不受某些西方传媒行为的影响，也不让某些小事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这样，我们对香港回归这件大事本身的报道，比任何一家西方媒体都用心，都充分，完全盖过了西方媒体那些支离破碎、苍白无力的报道。
某些西方媒体的一些人是怀着阴暗的心理，甚至敌视的立场来到香港的。他们主要不是报道“回归”事件本身，而是来挑毛病，看笑话，“出中国丑”的。他们死守“坏消息就是大新闻”的信条，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负面消息上，希望出现反对香港回归的活动，甚至发生暴力事件。2004年8月，在香港生活了50年的英裔港人杜叶锡恩女士在她出版的《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一书中的一段话，印证了当时西方媒体的这种病态心理。她说：“在这一时刻(指‘回归’)临近之际，外国记者，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记者蜂拥而至。他们全部指望在这里捞足发生骚乱乃至暴乱的新闻材料……其中一位竟对我说，他奉命来此只报道示威和反对活动，而不报道欢庆活动。”
但事态发展和他们幸灾乐祸的愿望相反，香港回归期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反对活动，更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热烈拥护香港回归，对未来充满信心，回归活动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一位欧洲大新闻机构的记者在给总部的业务电中无可奈何地哀叹：“糟糕的是，这里没有死一个人。更糟糕的是，没有一个人甘愿去死。”由于他们走歪门邪道，大大削弱了他们这次报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他们在两年前，即1995年对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奉行的也是这套方针，结果也使他们非常失望。香港回归报道，使我们中国新闻工作者再次领教了一些西方媒体标榜的“客观、公正”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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