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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每当忆及英帝国的米字旗从维多利亚港上空黯然降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一“洗国耻，扬国威”的庄严一刻，至今还让中国人为之动容。时光已流逝了十年，在人们缅怀具有超凡政治智慧，以伟人的胆识和气魄以及对国家的无比忠诚，为香港的回归祖国付出巨大艰辛的邓小平同志的时候，最近笔者还常常念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见证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英方领军人物——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外交事务特别顾问、前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
1996年6月，笔者再度来到此前曾学习和工作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英国。此后，无论在使馆举行的多种活动，还是在有关中英关系，特别是涉及香港问题的研讨会上，笔者曾多次与柯利达爵士谋面。当时已年余七旬的柯利达爵士给笔者的印象依然是精神矍铄、谈吐儒雅，见面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一派职业外交家的风度。
餐桌上的采访
柯利达爵士虽已于1992年退出政坛，专注写作，但仍从事着促进中英两国关系的工作。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前夕，笔者出席了柯利达爵士以英商中华协会会长身份主持的一次午餐会。由于笔者刚好与主人邻座，于是围绕香港回归问题的采访就在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场合展开了。
作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英方领军人物、中英联合声明的起草者之一，柯利达爵士理应最有资格代表英方出席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但是，就在柯利达退出政坛的当年，视柯利达为“眼中钉”的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不久，未经中方同意即单方面推行所谓的“民主政制”改革，背弃了此前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的政策。在此后长达5年的时间内，彭定康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不断遭到柯利达爵士在各种场合的严厉抨击。在这一背景下，由彭定康出面邀请柯利达爵士出席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也就没有了现实可能。所以，当笔者问及“您是否会出席香港回归中国的交接仪式？”时，柯利达爵士淡然一笑：“他们不会喜欢我出现在这种场合。”
谈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香港回归中国所作出的历史功绩及他本人对邓的印象时，柯利达爵士说：“邓无疑是一位伟人。他使中国摆脱了教条，使中国获得了稳定和经济进步。”邓小平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这位操着浓重四川口音的中国领导人“总是在作出最后的决定”。
柯利达爵士还认为，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是基于冷静考虑国家利益。在香港问题上他既是爱国者又是现实主义者。香港必须归还中国，而且按照庄严的条件归还中国：英国的管理时间不可能延长。但是，一旦认可那个条件，他还是灵活的。“一国两制”的概念使得有可能签署联合声明。
真诚中肯的建言
作为一个对华友好，又时刻不忘维护国家利益的英国资深外交家，在其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在中国度过的10年是柯利达爵士外交生涯中最出彩的岁月。他对那些怀有帝国心态，并试图拿英国利益和香港利益作赌注的政客提出忠告：如果他们不肯立即调整政策，时间会证明，对抗路线必导致失败，他们将受到历史的淘汰。香港的顺利回归证实了柯利达爵士的预言。采访中给笔者的一个突出印象是，尽管他已退出政坛多年，但他对中英关系，尤其是香港问题的关注仍是那么细致入微……
谈到香港回归仪式的当天中方务必要注意的问题，柯利达爵士说：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记者将涌往香港采访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交接仪式。但他们中，尤其是西方记者中相当多的人所希望见到的“不是交接仪式的顺利进行”，而是企望“见到出现麻烦，甚至示威冲突的场面”。
对此，柯利达爵士告诫说，不管出现任何不测事件，刚刚进驻香港的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切不可露面，由香港警方出面维持秩序即可。因为在那种场合出现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身影，正是那些记者渴望见到的场面，这会为他们制造“新闻”提供可乘之机，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和图片就会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媒体版面上。
关于配合香港回归如何加强新闻报道的问题，柯利达爵士希望中国媒体加强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宣传的力度，并建议首先要在驳斥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上做足文章。但他说驳斥彭定康违背英中联合声明的文章“立意和姿态要高”，“措词务必讲究，要以谨慎克制的陈述起到表明立场的作用”；文章要做到“凡是英中联合声明中明文规定的条文不越雷池半步，对彭定康1992年违背联合声明，擅自搞政改方案的行为要批它个体无完肤”。
作为曾担任过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英方首席代表和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外交事务顾问的柯利达爵士，对一个中国记者就香港问题发表近乎于反思的谈话需要何等勇气，在那次采访中笔者被他的真诚和中肯所深深感动。
那次餐桌采访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但每当笔者回忆起柯利达这个名字，一位对华友好，又忠于职守的职业外交家形象就会浮现在笔者的眼前。(文/陶志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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