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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经商应酬中，被生意对象拉下水；风流成性，想利用毒品增强欲望……在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所里，记者接触到了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吸毒群体：他们是小公司的老板，大饭店的领班，甚至是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这些颇受人们羡慕的白领，如今也被毒品牢牢控制，不能自拔。
“我干戒毒9年了，可还经常为这些人惋惜。”杨宝行扬扬手中的两页纸，对记者说。
杨宝行是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戒毒所的政委，他手里的两张纸上写有二十多名吸毒人员的名字，多为小公司老板，大饭店部门经理、领班，还有个别党政机关的公务员。
“人有时很难琢磨，”杨宝行摇摇头，“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都很好，可偏偏要吸毒。”
据杨宝行估计，白领在吸毒者中的比例能占到20%。
杨宝行办公室窗外的一栋白色5层大楼就是强制戒毒人员的住所，旁边的一片荒地是准备用作戒毒人员生产劳动的田地。
这里地处北京东部的顺义郊区，紧傍潮白河，四周绿树环绕，清雅幽静。然而，这里毕竟是戒毒所，是行政拘留的场所，宁静优美的外表下，是森严的戒备。进出戒毒所的大门，必须有特殊的电子钥匙，还要电脑核对指纹。
在戒毒楼里，每个人都有一段让人痛心疾首的过去，尤其是那些被称为白领的人们。
“他们让你吸毒就像敬烟敬酒一样”
董凌被叫到杨宝行的办公室时，穿着条纹裤和圆领衫，明显是病号服。
他在一进门的大沙发上坐下来，杨宝行递过去一支烟。
“凡吸‘大烟’者必吸‘小烟’。”杨宝行微笑着说。
“大烟”指的是毒品，“小烟”是香烟。
董凌的吸毒经历最让人扼腕。
他有着很好的家庭背景，父亲和岳父都是北京市某区的重要领导。22岁时他就是科级干部了，工作单位也不错，说他前程似锦一点儿都不夸张。
1995年他“下海”了。“要说‘下海’也不完全是，我一直是公务员身份，”董凌说，“公司也是机关的公司。”
可毕竟是经商，得和别的经商者打交道，这些人中，就有人吸毒。在有意无意的引诱下，董凌吸上了毒。
“他们让你吸毒就像敬烟敬酒一样，是一种客套，也是礼貌。”董凌说，“现在想来，人家可能设了圈套。”
董凌回忆，有好几次谈买卖时，对方拿毒品作为要挟。许多时候董凌只好让步。
吸上毒后，董凌的生活变了样，很多时候他都沉湎于吸毒引起的难受和舒坦中。还好，因为有钱，毒品供得上，工作也能维持。当时，他管理的煤炭运销公司资产近千万。
有七八年时间，单位都不知道他吸毒。最初的几年，亲友也不知道。后来家里人知道了，狠劝了几次。看看改不了，老岳父说：“你辞职吧，要不我们没法儿在机关呆了。”
他还没来得及辞职，单位就知道了他吸毒的事，发通报批评，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后来，政企分开，他管理的企业转制成有限责任公司，他一心想搞实业，但毒瘾始终是个大困扰，他也想自己戒，曾经进过民办戒毒所。还有一段，自我隔离了三四个月，但效果都不理想，戒断一阵子，不久又吸上了。
两个月前，派出所突然找他说要核实点事，顺便让他做个尿检，结果成阳性。于是，按规定，他被行政拘留10天后，接受强制戒毒。
“我还是很感谢公安机关，”董凌说，“自己戒、民间戒毒机构都不成，必须要有足够的强制力。这儿与外界完全隔绝，效果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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