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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可抵达的金三角
2005年1月，关于金三角将收割最后一季罂粟此后将永远不再的新闻，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冲击着我们的眼球。那个被称为神秘的野蛮的危险的恐怖的地方，那片被称为最美丽最邪恶最绚烂最可怕的花丛，梦呓般环绕在我们四周。当一个探险者。当一个记录者。当一个亲历者。冲动使我们在春节还没有过完时飞往昆明。
从昆明到思茅，我们坐了一整天的车，却发现办理前往邦康的签证并不那么容易。在思茅的几间一夜30元的招待所里，我们几乎对此次金三角之行绝望了。这时，朋友辗转带来了生活在鲍有祥身边的人，这个人答应帮助我们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佤邦。为此，我们激动得一夜未曾入眠。
就这样，之前被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抵达的金三角，轻轻松松地对我们打开了门。
踏入佤邦首府邦康的街道，满眼见到的都是汉字，听到的全是汉语，云南思茅的电信与移动网络，加上轻松流通的人民币，使我们很难感觉到自己已经身处异国。我们因为中国和国际媒体对佤邦的描述而紧绷起来的神经，在邦康人民广场门前站岗的娃娃兵第一次向我们绽放笑容之后，被扔到了九霄云外。邦康城很小，街道也不像思茅那样干净，可这里的气氛竟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像个旅游者。面对我们的照相机与摄像机，邦康城内的人并没有躲躲闪闪，这些来自中国、缅甸、泰国甚至新加坡的人们，大多安静地笑着。
这里很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甚至也与现在中国的一些偏僻城镇几无二样。大街上刀郎声嘶力竭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此起彼伏，周杰伦、张柏芝的招贴画也随处可见。
事实上，在佤邦首府邦康境内，我们倒是体验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风。在勐冒茶厂与当地人攀谈，大家都不约而同谈到禁毒的困难，从小在中国读书，为开茶厂又长期在中国学习考察的一位男子笑称：“有什么难办的？在这里，就是司令一句话的事情。我们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动不动就给人自由，我们学习的是50年代的中国。国家的决定，老百姓就照着做好了，全国人民都一起做。”虽然在邦康的监狱里，我们见到过因为吸毒被戴上重重脚镣的囚犯，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中国古话，似乎并没有在佤邦人民身上起效果。
在佤邦遇到腰间插着手枪的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受朋友之邀参加过的婚礼与葬礼现场，都遇到过持枪军人鸣枪表示敬意的举动，不过这样的枪声很少会真正在争斗中出现。在鸦片交易集市上，现金的流量很大，但我们看到，所有的人民币全部都堆放在地摊上，收鸦片者似乎并不担心有人会对那样厚厚的现金起什么歹心。
对佤族烟农来说，最好的放松方式并非吸毒，而是去赌场玩几手。我们遇到的大手笔的赌徒并不少，但普通烟民只不过玩一些一元钱下注的翻牌“游戏”。愿赌服输使这里的热闹并不紧张，没钱的烟农聚在豪客桌前，看别人一掷千金的快乐似乎也很受用。
2.最后一季罂粟
“路啊路，飘满红罂粟”。诗句催促着我们在尘土飞扬之中往大烟地前行。官方允许我们进入鸦片地，还借给我们一辆皮卡车，一路心情大好的我们不断停车搭载烟农。鲍有祥与他的政府正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一起，招募劳工平整山道，车一开，我们连自己都无法看见，除了将设备紧紧地裹在衣服里，我们只能听见烟农们在这尘土之中偶尔的几句交谈。
罂粟地，就在这样的黄沙之后突然闯入我们视线。说真的，第一秒钟我没有任何意识——这满山遍野的罂粟花，不关乎鸦片、不关乎毒品、甚至不关乎美丽不关乎娇艳……我们所有人同时陷入沉默。罂粟花打在我们的镜头上，割开的鸦片浆粘在我们的头发上。而几乎又是同时，我们开始轻呼。
正是这时候，我们发现了李丝美和她的家人。她那明显饱经风霜却毫无怨尤的脸，出现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然后她突然走过来，往我们的摄像机上插了一朵鲜红的罂粟花。
这时，她的女儿立在一旁，手里有刚刚割下来的黑乎乎的大烟浆，两个调皮的儿子对我摄影包里的绿箭口香糖垂涎三尺。我们决定跟拍这个女人。她也同意让我们住在她家。
3.最后一次交易
2005年春，佤邦的鸦片交易市场内秩序井然，哪怕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交易。
鸦片交易市场通行的货币是人民币，而与鸦片一起摆在天平上的秤砣则花样繁多。除了造型奇美的佤邦传统秤砣“坎丝(音)”外，子弹、电池、子弹盒、银元等全都可以拿来一用。虽然样式繁杂，但大家都按统一的标准交易，随意摆放在摊上的钱再多，也绝无人敢起歹心。
各种数量单位换算如下：
1颗子弹＝1甲
1个电池＝5甲
2.5甲＝1两
10甲＝1康
10康＝1拽
1拽＝3斤3两
不过，在这里交易的普通烟民并不占绝大多数。靠天吃饭的鸦片一年只收一季，一年只能收两三拽，收鸦片的人往往从烟农处以600至800元的价格直接收走。收成好一些的，一年无非也就是1000多元。在佤邦政府向烟农下达了逐渐禁种的命令之后，有些烟农开始在雨季种些杂粮。收成好的烟农也逐渐开始转向，慢慢把自己的鸦片地改种杂粮。因为佤邦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农民商户，拥有更多农业生产经验的中国人家庭，在政府下达禁种令后，比佤族人更快更轻松地改造自己的大烟地，并开始用多收的杂粮喂猪养鸡。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见到了替代种植搞得有声有色的勐冒茶厂。我们开始走访当地的政府官员、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与粮食计划署。我们在集市上看着烟民们交易鸦片，也看着政府将鸦片以税收的方式从烟民手中收走。我们看到那些辛苦的烟农满足地数着并不多的钞票，也看着他们在清晨起来点燃大烟灯。我们去过邦康城里生意兴旺的赌场，看到为数众多的来自中国境内的赌徒挥金如土，我们还偷偷靠近监狱见到因为贩卖毒品被拷上脚链的年轻囚犯。我们曾经计划存3万块钱，因为在佤邦，3万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当然，我们还对邦康城内政府官员及联合国两个机构办公、居住的豪华洋楼疑惑不已……
正如国际舆论所说，佤邦政府长期就是靠加工、贩卖毒品积累财富的。而佤邦政府官员那30元人民币的俸禄与清一色的豪华“官邸”那不言而喻的反差，以及这些豪华别墅与烟农破败不堪的草棚之间的矛盾，更暗示了佤邦禁毒的困难。
4.3月的那场大火
近两个月的时间，罂粟花全都败了
2005年3月6日，完成了鸦片收割的烟民们，带着令我们难以捉摸的笑容，出现在“白塔”前的坡上，面对陪伴这片土地100多年的白塔，他们看着鸦片、海洛因与冰毒被烈火焚烧。
他们的笑容也许来自于对这种场面的司空见惯，也许来自于对未来生活的真切好感，甚至也许是来自于空气中弥漫着的他们熟悉的大烟香味。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清楚，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收割鸦片，从此，他们将成为茶农、橡胶工、大豆种植户……他们很认真地相信，很快他们就会像几年前前往南佤的那些亲人朋友们一样，就会像河对面勐阿口岸的中国人一样，过着甜蜜富足的生活。
禁毒大会上，鲍有祥、中缅禁毒组织的领导，联合国禁毒委员会与粮食委员会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并集体点燃了烧毁鸦片、海洛因、冰毒的大锅。这一天，铲除的罂粟田共有383亩，涉及烟农46户，人口261人；烧毁的毒品共有112.5千克(其中海洛因35千克、冰毒77.5千克)。
一把大火之后，我们被朋友送回勐阿口岸。
2005年的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对世界和佤邦而言及，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然而我们没有亲往。据说那天邦康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热闹，鲍有祥甚至没有出现在禁毒大会的现场。事实上，那一天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禁毒大会，至少，它的规模远比同年3月6日的禁毒大会小很多。但无论如何，鲍有祥向全世界承诺的“无种植”正式开始日期还是被确定在2005年的6月26日了。
5.复种，复种
再次来到佤邦已是一年以后。仅仅一年，我们再到登俄乡的交易市场时，当年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场面就没有了，剩下的，是一种不太真实的安静。
萧条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最令我们感慨的景象，安静在这时已经不再提供给我们安详的记忆。李丝美开始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在收债不得的路途中。我们已经在邦康街道上有了“熟识”的朋友，卖缅甸翡翠的商人、从四川来佤邦打工的农民、几个因为赌博欠债滞留邦康的重庆人……这一次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很短，大家都有一种想迅速离开的念头。
2007年的春节，我们并没有打算去佤邦，前往云南只是我们的旅游计划而已。到昆明之后，与此前一同去过邦康的朋友联系，才知道佤邦的情况之糟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于是，我们从中国与老挝边境的孟腊县辗转两天，终于又一次来到勐阿边境。
“复种”是来接我们的邦康朋友见到我们时说的第一句话中最令我们吃惊的词，他还告诉我们，就是在向来犯罪率极低的邦康，他存在单位楼下的摩托车居然被偷了。这使我们第二天清早起床就急着往登俄乡跑。登俄乡前的哨岗前，娃娃兵们依然满脸带着笑容，我们下车等候他们检查时再次与他们合影，身前的木牌上写着歪歪扭扭的一句汉语：尊敬请停车。可当我们终于又一次站在那片“英国塔”前时，却因满目的荒草震惊不已。在没过头的枯草里穿行，听着叶子再一次拍打着我们的镜头，可从头发上摘下来的只有枯黄的杂草而已。
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苦于应付全家口粮问题的烟农，对政府的决定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可当我们看到那些衣不蔽体的儿童，当我们看到来自粮食计划署的确实数据，当我们走在没过人头的杂草丛时，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让这些烟民相信他们的未来会幸福光明。
离开邦康的前一天，在邦康城内的大金寺，我们遇到了佤邦地区傣族人的赶摆活动。整个大金寺院落内都是身着艳丽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傣族人欢乐的歌舞场面，这一切都使来看热闹的佤族烟农显得更为窘迫。大金寺和尚念经的声音依然会在这喧嚣的院落里时不时响起，不知道再过一年，当佤邦政府必须向人民征收农业税之后，这些烟民还有没有心情来看傣族赶摆，而这终年响起的诵经之声又能不能让他们获得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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