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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29日，我相信有一批党员干部跟我一样，而且比我更辛苦地惦记着同一个事件——根据中纪委的规定，主动把自己的“隐性腐败利益”“说清楚”，即可获得“宽大处理”的最后期限到了。
两个星期前，郑州媒体的一条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河南省已有979人主动说明问题并上交违纪款821万元”。这无疑是我国廉政建设的又一簇美丽的花朵。它让我想入非非。当时，我就上心了。我的想法是，河南省已经有人“主动说清楚”了，其它的省市区还会远吗？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全国或许会掀起一个“说清楚”的小高潮，甚至堪比当年红极一时的“廉政账户”之盛况也说不定。而且，在河南率先公布了一批“说清楚之士”之后的两天里，全国相继有多个省市区召开了常委会，“敦促”本省本市本区的党员干部响应中纪委的“敦促”，“抓住机遇，在宽大期限内主动说清楚”。
但是，事实却证明我想错了：接下来没有任何一个省市区像河南省那样，报出自己有多少干部“说清楚”了。照说河南也应该有“说清楚”的干部继续涌现，可是，河南也不报了。全国各地的干部都是党培养的，我不相信全国各地就没有一批党员干部能跟河南的那一批党员干部接轨，不，我相信一定有的，可是，他们现在就成了真正的秘闻。
我也在怪我没出息，老这么惦记着“谁说了，谁没有说”，是不是很无聊。而且，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到底谁说谁没说。河南最先开放，也最开放，但我们也只能知道河南有以阿拉伯数字979总冠名的“抓住机遇”之士。而我怀着阴暗心理，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能向党组织“说清楚”，应该也能向公众说清楚，因为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并且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甚至还想说，平均不到九千元钱的“违纪资金”确实应该“说不出口”，相当于把糖果藏在身后，又伸手向党要饼干，有向党撒娇的嫌疑。我这么说的依据是，至少，我们没见到任何一个腐败官员的“不明财产”在九千元钱之下，因此，九千以下，不说也罢。
我在想，“说清楚”——说，还是不说，这是怎样一道了不起的心理测试题？到底要他们说什么，弄得他们如此欲说还休？
新时期以来，党的干部曾历经“说清楚”的考验。1989年8月15日“两高”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限期两个半月。2000年12月，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作出“领导干部不准接受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规定。后者的落实原则是：此前“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或上交收受的现金、有价证券，主动说清楚并纠正的，一般作登记处理”；此后“主动自查自纠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分”；“对党的十六大后未能拒收或上交收受的现金、有价证券，必须主动向组织讲清楚并坚决纠正”；“对不主动自查自纠被组织查实的要坚决执行纪律”(这次说清楚之后，导致“廉政账户”正式登陆中国政治词典)。眼下这次，党要求“说清楚”的，称为“违纪问题资金”。何为“违纪”并且还产生“资金”呢，中纪委的《规定》中有“八条”，难以全录，约略剪贴两条：“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
如此等等的“问题”，放在法律制度面前，似乎无需多说，或者说，“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所以，我只对谁的“心理素质更好”等表面现象感兴趣。现在看来，我的好奇心是落空了。不过，我相信，作为党对干部的要求，作为获得“宽大处理”的条件，尽管“说清楚”在河南昙花一现之后，全国各地静悄悄的，但到底“谁说了，谁没有说”，党组织是有数的。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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