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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主席提出，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令人深思。增强忧患意识，是对领导干部提出的重要课题，也是对全国人民提出的重要使命。
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4%，GDP从3624.1亿元增加到209407亿元；2006年，用官方汇率计算，我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经过28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再造，这种历史性再造已使我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经济潜能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已被公认为创造了“中国奇迹”。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曾创造过经济奇迹。面对这样的经济成就，我们还要忧患什么呢？这是必须提出和回答的问题。
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能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好像我们不能从贝多芬是个杰出的音乐家，他又是个聋子，就总结出把人的耳朵弄聋有助于作出经典乐曲。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各要素中间，一个别国少有的强劲要素就是我国的劳动力要素发挥了主要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特别吃苦耐劳，能够忍受的劳动时间之长和劳动条件之艰，都远超过其他国家。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体制发育不完善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这就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和经济体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我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科技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生产，利润率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我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水平。这些转变为我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增加工作机会、提高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现在经济形势很好，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交易的执行框架、信息的提供框架、权力的制衡框架等方面作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发展模式走下去就会暴露出问题。这些就是我们要忧患的。
首先，我们必须调整和完善交易的执行框架。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不断深入，个人所做的事越来越细，而他需要满足的欲望则越来越多，这就需要通过交易来解决。随着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就不断发展。经济学把个人在交易框架内的努力分为两种：一是生产性努力，意思就是个人通过努力增加生产，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来增加个人收入，从而更好地满足个人需求；二是分配性努力，意思就是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个人努力提高分配既定收入的份额，从而提高收入，它得到的就是别人失去的。一个理想的交易框架，能够最大程度限制分配性努力，而促进生产性努力，我们耳熟能详的“做大蛋糕”就是这种意思。另外，一个理想的交易框架也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评价。在经济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交易成本越低，交易框架的质量就越高。
用这两个指标来评价我国的交易框架，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们还存在很多问题。常见报端的拖欠农民工工资、垄断行业的高价而服务质量低、行业不正之风、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各种“跑部进钱”现象、公款吃喝、公车私用、上学难、就医难、办事拉关系等等，就是分配性努力和增加交易成本的典型现象。目前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些现象的危害性。因此，我们要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尽快调整和完善交易的执行框架。
其次，我们要尽快调整和完善信息的提供框架。市场经济中的信息系统就像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如果它的功能出现了障碍，小则妨碍经济的正常运行，大则使经济系统崩溃。信息是一种特殊的资源，一旦拥有，就没有人愿意付钱给它的生产者，所以，信息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市场中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私人信息，它包括某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原料来源、生产技术、定价的原则和销售渠道等等，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秘密就属于这个范畴；二是公共信息，它是市场中的有关本国和他国的宏观经济信息或其他信息，它包括世界的经济形势、一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某个行业的生产和需求状况、基本的资源及其利用状况、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等等。生产信息需要巨大的投入，而由于它的准公共物品的特性，消费者很难为它付费。因此，市场经济要发展，政府必须在提供公共信息上有所作为；另外，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政府要及时公开自身的各种运行信息。
用为市场提供公共信息来衡量我国市场经济完善程度，我们的信息提供框架还存在很多问题。政令不畅、对外国市场了解不深入、国内经济信息的失真、国内市场分割、股市投机的横行等等都是公共信息提供缺失的典型表现。对于完善信息的提供框架，我们可以在两方面着手，一是政府出资建设信息提供框架的基础设施，如通信系统的建设；二是政府出资生产市场所需的公共信息。在目前的公共财力条件下，我们有能力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第三，我们要尽快调整和完善权力的制衡框架。这里权力制衡包括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三是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早已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最高的，这时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干涉市场；即使存在外部性，政府干预市场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还可能存在其他更合理的治理方式，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其交易成本的大小。按照这种逻辑，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一定不要干预，如此，政府的权力就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权力制衡的成本就会降到最低，制衡的效果也很明显。对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一是要界定政府与公民所活动范围，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要清晰地界定政府的行动产权与公民的行动产权，这两种产权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只要它们在各自的、得到法律保护的行动产权内活动，任何力量都不能干涉它们的行为；当然，政府和公民的行动产权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建立法制社会。二是在界定政府与公民的行动产权时，公民必须有法律保护的权利和渠道来表达他们意见和建议，这样形成的法律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这样建立的法制社会才会和谐，从而形成一个对权力有合理制衡的社会。对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责就是当好裁判，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合理，使市场参与者各得其所。
目前，无论从哪层关系看，我们的权力制衡还存在很多问题。领导的独断专行、官员的腐败、市场的垄断等等都是权力制衡缺失的典型现象。现在宏观经济形势很好，我们要抓住时机，尽快完善对权力的制衡。
总之，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要忧患的是交易的执行框架、信息的提供框架、权力所制衡框架的不完善。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尽快调整和完善这三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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