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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的新闻以环境新闻最为集中。7月3日江苏省沭阳县地面水厂取水口遭受新沂河上游不明污染源污染，城区供水系统被迫关闭，城区20万人断水。就在同一日，国家环保总局对环境污染使出“杀手锏”，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而与此相关的耐人寻味的两个背景是：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最近到安徽鲍家沟检查时，当地村民下跪请求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解决问题；针对环境违法问题，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一位副局长对记者感叹“三不怕”和“三不查”———企业不怕环境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而地方政府，则是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一面是火烧眉毛式的污染事件———20万人断水、百姓下跪求治污；一面是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骄横、冷漠的“三不怕”、“三不查”，违法的理直气壮，相关部门“能不查就不查”，这样的图景再次道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当前的环境保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那么，究竟拿什么遏制污染事件的此起彼伏呢？国家环保总局诸如“区域限批”、“流域限批”之类的强硬手段能根本解决问题吗？对此，即使素以强硬著名、有“潘旋风”之称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对记者表示：“我并不乐观，因为环保局的权能太有限”，“年年治污，年年污染，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水污染速度，环保部门在其中扮演了无奈的角色”。而在我看来，要遏制环境污染，必须从限权治官着手，将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压力内化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内在压力。
众所周知，环境污染是一种具有极强外部性的行为，如果这种外部性———一个企业的污染要周围居民承受恶果，一个地区的污染甚至需要整个流域及子孙后代来承受其恶果———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内部化，那么在利益冲动的支配下，各地就不可能有内在的动力去消除或降低污染。
正如潘岳所说，“‘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都解决了”，“环境指标一天没有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就一天不能杜绝一些地方官员用人民的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这样的官员一天不被问责，反而因‘发展有功’得以升迁，就一天不能阻止更多的官员效仿”。
事实上，以环境指标考核、问责官员来督促官员治污，这样的工作思路已经确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考核、问责官员？显然，依循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内部的上级考核、问责的路径是一方面，同时，还要让广大百姓更多地参与到其中，让公民来监督这种考核与问责。因为享受洁净优美的生活环境是他们生来的权利，他们对环境状况最有发言权，他们的评价才最客观、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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