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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一出个什么事儿，外地媒体的朋友，总会来个电话或是发个电子邮件，要我写篇文章，谈谈感想，弄得我很没面子。好像我不是个山西居民，而是他们早早安插到山西的卧底似的。即如这次，我在北京刚看了报纸，知道山西出了“黑砖窑事件”，一回到家里，妻子就说某报的某小姐来电话了，让你写“黑砖窑事件”呢。我听后叹了口气，随即也便释然，谁叫你生在山西、长在山西又工作在山西呢！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次的黑砖窑事件，就发生在我的家乡。
过去山西出事，大都是煤矿爆炸、塌顶之类，地方多在中部和北部，看看山西几个国营大矿的所在地不难明白。那里有煤，才建了大矿，也才有了许许多多的小矿。这次则不然，出在没有什么煤矿的南部。像我的家乡一带，周围几个县里，就没有一个煤窑。料不到的是，没煤窑的地方也会出事，还是这样惨绝人寰的大事！
看了报道，外地人义愤填膺，我也一样。毕竟更了解些实际情况，除了义愤之外，还多了几分的无奈，几分的沮丧。报上的文章中，有的说是地方政府监管不力所致，有的说是国家法制不健全所致，都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从另一面说，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发生这样惨绝的事件，偏偏就发生在山西，还发生在向称文化较为发达的运城、临汾一带？
这也是有原因的，历史的，现实的，都有。只说运城一带吧。我小的时候，当地人是不做烧砖这类“贱业”的，砖窑全是河南人开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旁边就有个砖窑，窑主就是河南人，他的儿子是我的同学，还是多年的好朋友。砖窑所在地，多在沟边或撂荒地里。砖窑即为其私产。现在的土地政策变了，外地人钱再多，也不可能在当地买地开砖窑，只能是当地人开了砖窑，再承包给外地人。砖窑占地甚多，国家又明令不准，谁能开砖窑而村人无奈又不受查处呢？只能是村里有权势人物了。
比如洪洞县曹生村的砖窑，就是村支书王某的儿子开的，又承包给河南人衡庭汉。当地人绝少在砖窑干活，那么其劳动力只能是从外地招募了。这样恶劣的劳动条件，这样低贱的生活待遇，正式招募，肯定没人会来。于是便有了人贩子从中提供。人贩子的本事是什么，不外坑蒙拐骗乃至动武掳掠。6月15日的《新京报》上有个“黑砖窑场暴利链条”，依次是：人贩子——窑场主——包工头。实际上应当是：权势人物——窑场主——包工头——人贩子——工人。倒过来也一样。权势人物和窑场主，常是二者合一。最大的获利者，是包工头，最苦的只能是或拐骗或掳掠而来的工人，尤其是那些青少年了。
这一现象，绝不是近年来才有的。什么时候最烈呢？恕我直言，大规模的城市(镇)建设开始之后。城市(镇)建设最大的项目是盖楼房，楼房用料除了钢筋水泥之外，就是砖头了。山西公安厅一位负责人说，黑砖窑现象上世纪90年代就存在了，说的绝对是实情。
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央有关部门早就有明令，不准烧制这种实心的黏土砖。看看曹生村的这个砖厂的情况，就知道洪洞县还是执行的，报上说：“这个砖窑是一个无营业证、资源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的家庭作坊式砖窑，建在曹生村支部书记王东记院内。”若是政策允许，以村支书的权势，还搞不到一套批准文件吗？国家规定农村宅基地不超过三分，支书家的院子可以开砖窑，你想一下该有多大。再就是，许多人都说了，支书家有这样的黑砖窑，镇政府的人能不知道吗？像这类黑砖窑，洪洞绝不会只这么一家，县政府的人能不知道吗？公安厅的负责人不是说了吗，上世纪90年代就所在多有了。
明知不合国家法令，明知残酷暴虐，为什么这么多年没人整治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问责制度了。从几起矿难事件的处理上，我们看到，出了大事，即使中央派来工作组，最后处分的不过分管副县长(多为开除或降级)、分管副书记(多为党内警告)，很少涉及到地市级，更绝少涉及到省级大员。而县级主要官员(书记和县长)，最大的职责是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来，只有能瞒的就瞒，能骗的就骗了。大不了，踢出一两个副职罢了。长此以往，必然是吏治不清了。
我是学历史的，看历史上一些大事件的处理，其程序是，中央派员查办这类大案，只追究地方大员的责任。若越过地方大员而只查处州县小吏，那就“不合本朝律条”了。因为一旦坏了律条，吏治就难清了。苏东坡说过“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诚哉斯言！(文/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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