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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芬兰《赫尔辛基日报》上发表的相关报道(部分)，徐文艾一行伪造的邀请函被报纸突出处理，其中的签名和所拟参访学校纯属子虚乌有。
公款出国旅游，因徐文艾事件再次成了千夫所指。
“我不知道中国怎样看待这些事情，但如果有人在芬兰玩这个游戏，那么这就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商务旅行”
撤职！8个多月后，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将其拉下马的根由，源自一场“出口转内销”的闹剧。
2006年11月20日，徐文艾率一支10人“公务考察团”抵达芬兰赫尔辛基机场，他们计划从此开始为期10多天的北欧之旅。但在入境检查时，被查出其所持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系伪造，一行人当即被拒绝入境，第二天被遣送回国。
8月7日，中纪委的通报为徐文艾事件定性：以公务考察为名，率队公款出国旅游，并因持伪造的芬兰司法部邀请函入境被拒，闹出“国际丑闻”。
芬兰媒体跟进报道
两天后，芬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赫尔辛基日报》即迅速跟进，不仅在A版详细报道了徐文艾事件的前因后果，还将其伪造的假邀请函影印件刊发在报纸上。报道援引芬兰边检中国事务联系人的话称，去年秋天还以为中国公款旅游来芬兰的人数会增多，不过由于徐文艾被处罚，“这种情况应该会少下来”。
“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因为公款出国旅游而惩罚官员。”赫尔辛基大学中国留学生林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芬兰边检中国事务联系人还表示，中国公费旅游很普遍，经常有人借访问学习之名拿着纳税人的钱出去旅游，“这在廉洁指数全球第一的芬兰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这已经不是芬兰报纸第一次关注徐文艾事件。早在去年11月事发后，包括芬兰新闻社(STT)、《地铁日报》、《新闻100》等媒体就曾对中国公费旅行团丑闻进行过集中报道。芬兰新闻社当时引述赫尔辛基边防局负责人皮波宁的话说，通常情况下，一旦他们(中国考察团)收到度假和旅行的资金，有关的会谈项目就会被取消。“我不知道中国当局怎样看待这些事情，但如果有人在芬兰玩这个游戏，那么这就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商务)旅行。”皮波宁说。
在芬中国人自叹丢脸
“真丢脸啊。”8月10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登录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中国留学生的QQ群后，发现那里对此话题的讨论正热火朝天。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在一些留学生聚集的论坛里也被广泛转载，留学生们类似的跟帖感叹不时映入眼帘。
作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之一，“贪污是可耻的”观念可以说已经渗透到芬兰人的日常思维中，有评论甚至表示，芬兰政府干净得已经快要让人们忘记还有腐败这回事了。自己的同胞在如此廉洁的国家发生丑闻，中国留学生们的感受可想而知。“我认识的芬兰朋友都问我，这在中国是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已经来芬兰两年的中国河北籍留学生王山山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她的芬兰同学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可理解。
事实上，不仅中国公务员公费出国旅游，中国其他的一些贪污腐败案件也时常见诸芬兰媒体。“近年来一些比较著名的贪官，他们都会报道。在报道郑筱萸案的时候，芬兰的一家电视台还提到了逃到国外的赖昌星、高山等人。”王山山表示。
公务团多数不公务
据本报了解，一般中国旅行团到芬兰大都停留一到两天，最多也不过一周左右，然后再前往瑞典、挪威等其他国家。他们一般是直接联系专为中国人开的旅行社，这些旅行社基本就是靠中国公款旅游团的生意生存。
“我接的团，几年下来也有几百个了，95%都是公务商务团，但有几个真正来公务的？”一位在赫尔辛基兼职的学生导游表示：“中餐馆定位经常都是满的，几乎全被公务旅游团占了。”
一些当地华人希望，安徽徐文艾事件能再次敲响警钟，刹一刹公款旅游之风。“这次的处理结果或许可以看出政府处理公费旅游问题的决心，但愿如此。”
外国接待方不堪其扰
不少中国公务考察团竟径直提出“少安排工作会谈，多组织观光旅游”的要求，令外方十分不解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讲过的一个笑话，成了讽刺公费旅游时被媒体反复引用的段子：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奶牛是不是真的认识中国人，我们不得而知，但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一个数字却着实令人惊讶：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
新西兰官员头疼中国访问团
公费出国只为旅游，而且数量居高不下，这是中国访问团给新西兰政府礼宾司人员留下的印象。“已经让我们感到有些头疼了。”一位负责接待亚洲团组的新西兰官员私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几年，来新西兰的中国访问团一直很多，而且在接待和沟通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和矛盾，比如不少中国团组直接提出“少安排工作会谈，多组织观光旅游”的要求，令新方十分不解。
“很多国家一般不会专门关注他国的公费旅游团，新西兰可能是实在不堪其扰了。”在奥克兰大学留学的凯特表示，自己曾看到过很多来新的官方团，“个个派头十足，一猜就是来玩的”。
中国公务访问团到新西兰后，当地负责接待的对口部门一般都希望能与中方深入商谈，争取访问具体成果。但让他们意外的是，部分中国团组往往对会见谈判敷衍了事，倒是对观光旅游兴致很高，令双方工作接触流于形式。“新西兰方面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当地负责接待的官员表示。
中国官员为出国不惜投机钻营
其实，中国国内对公务出访本来有着严格的规定，但在这些规定面前，公费旅游团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利用不正常方式出国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他们一般直接找当地的关系，华人社团负责人请当地市长吃个饭，邀请函就发出去了。”一位深谙其中内情的华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国外的市一般不过两三万人，和市长见个面吃顿饭然后让其发个邀请函很容易。另外还有的中国公务员，不是以行政头衔出国，“比如有的人虽然身份是地方政府官员，但他可能会以民间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出国，以求规避限制”。
但这样的规避有时也容易出问题。一次，以“某协会会长”名义出访的某官员，就因对当地接待规格不满而大发雷霆。“但当时接待方并不知晓他的官方身份，所以对此颇感委屈。”
也有外国人靠公费游发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外国人或机构则靠着形形色色的中国式公费旅游，填充了自己的腰包。例如，美国的赌场，“去那里的赌客，没人会问他们的身份”。本报驻纽约记者刘旸辉表示，美国人应该是欢迎这些人去赌博的，去的人越多他们越高兴，因为对他们的生意有帮助。
再如，韩国华人袁伍枚的一个朋友曾在韩国与某大型集团合作开了一家中国公务员培训中心，“名义上是公务员培训，其实就是组织公费旅游”。袁伍枚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说，该培训中心平时的业务就是与中国地级以上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联系，组织他们来“培训”。通常情况下，10天的日程中前两天会安排培训，找专家或留学生讲课，然后就出去玩了。(夏文辉、晓德)
将“出国考察”摊在阳光下
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疏导而非堵截，不妨将“出国考察”公开化，只要政务公开落到实处，顶风作案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虽然在北京的时候已经感觉中国人实在很多，但到了国外才发现中国人真是太多了。刚到欧洲后，甚至在偏僻的荷兰小渔村都能看到同胞的身影，更别说在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这样的繁华都市，几乎所有旅游点和商业街都有中国人。
在这些中国旅行团中，有一些看上去比较奇怪：团员们衣着正式，虽不至于夸张到西服革履，但也夹克衫在身，脚蹬一双皮鞋；团里总有一两个大腹便便的核心人物，团员们都围着转，大家争着合影或给其拍照留念。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其名曰“出国考察”的公费旅游团，因为除了他们，不会有人时时摆出一副官架子，带着得意洋洋的气势走在外国大街上。
记得4月份复活节假期时，笔者在布鲁塞尔“撒尿小童”旁边遇到一个国家某部的团组。带队导游是个在德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拍完照后，小伙子就把队伍带进了旁边的巧克力店。只见导游跟巧克力店的中国小姑娘悄悄说了个数字作为暗号，就算接上头了。小伙子自称经常给店里拉来客人，这样的“政府团”很受欢迎，回扣也不少，他们老板就是因为中国旅行团多才雇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帮忙。等这些人走后，在巧克力店打工的小姑娘很爽快地把刚才卖给他们的巧克力以一半的价钱给我们。
关于这些公款旅游团，外国人暗地瞧不起不说，很多华侨华人也觉得给中国人丢人。但说实话，除了对一些人大老爷式的嘴脸看不顺眼外，我觉得如果真是出差之余四处走走看看，倒也未尝不可。但凡事要有度，刚刚被撤职的安徽检察院副检察长，竟然拿着伪造的邀请函，就实在说不过去了。丢人丢到国外，自然也为国法所不容。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几乎可以肯定公款旅游的人不会减少。大禹治水已经清楚告诉人们，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疏导而非堵截，我觉得不妨将“出国考察”公开化。每次出国的人员名单和财务账目，最好由媒体和审计部门进行定期核实。要在政府网站上讲清楚，哪些人都去哪里了，做了哪些事花了多少钱，另外应该报上级单位备案。如果没有公开，一律算作违规违纪，要追究当事人和单位领导的责任。相信只要政务公开落到实处，顶风作案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说到底，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很少听说公款消费和公款旅游，就因为人家监督力度非常到位，又建立了一整套重视诚信的社会体系，西方公务员犯不着为沾这点儿小便宜丢掉声誉和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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