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奥运会的日渐临近，北京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近日，为使市容更加整洁，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站发出一封《致全体市民公开信》，称：“市民的善举无可厚非，如果要行善，应通过政府开办的捐赠机构进行捐助，只要不直接向街头职业流浪乞讨者施舍，街头流浪乞讨现象会迅速减少。”
近来，是否禁乞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衣衫褴褛、到处乞讨的乞丐确实跟整齐的街道、林立的高楼不相和谐，但它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古今中外，都有乞讨者存在。他们为何不愿接受救助而在街头流浪呢？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试图采访几位乞讨者。从街道的角落、地下通道及天桥上，这些往日他们出没最多的地方，但一无所获。看来这封公开信的确起到了作用。笔者又来到北京站——这里笔者曾亲身体验过被乞讨者纠缠尾随，被小孩拽着裤腿磕头要钱，更有讨钱不成直接抢东西的可怕经历……然而，转过了一楼大厅和候车室，直至到了二楼的候车大厅，才碰到了行乞30年的孙大爷。
乞讨者：我赞成禁乞
30年前的一场意外，使孙大爷的双臂肘部以下都被截肢。由于身体的残疾，孙大爷连最起码的吃饭穿衣等生活都不能自理。每个月150元的低保金，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存，为了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供孩子们上学，老伴平时做些零工，孙大爷则被迫走上街头，沦为一名乞丐。
人群中，如果不是他那双断臂，以及挂在断臂上装满了零钱的小布袋，很难一眼把他分辨出来。他并不像大多数街边的行乞者一样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外衣披在身上，露出白色的半袖衬衫，还有那双挂着钱袋的断臂。然而就是这双断臂，靠着行乞，培养出了一个医生和一个大学生。
“受到帮助时，真的心里暖暖的，非常感激。”孙大爷有点激动，“哪怕是他主动给我一毛钱，都能让我感激他一辈子。”
然而别人的同情是不能强迫的，何况是陌生人。孙大爷表示，视而不见、投以白眼，或者干脆破口大骂都是常有的。“不过，这个社会还是好心人多。”现在孙大爷每个月大概会有1000多元的收入。
“这里就有不下15个乞丐。”顺着孙大爷的指引望去，果然笔者又瞧见了不远处正向旅客要钱的两位年老的乞讨者。“可这里真正需要帮助的也就三四个。”
这时突然跑过来三个满脸是灰、衣服很脏的小男孩，在我们面前停下，孙大爷看了他们一眼，没等开口，3个孩子便很快跑开了。朝着他们跑去的方向，孙大爷扬了扬下巴，“喏，那里有人指挥这些孩子要钱。真是太可恨了。”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身强力壮却好逸恶劳的人，宁愿放下尊严，伸手向别人讨饭吃，还有一些人装可怜，编造一些谎言来骗钱。对于这些人，孙大爷说：“我比任何人都恨那些骗子。”他告诉笔者，近些年行乞的收入已经明显不如往年了。“都是那些骗子，伤了人们行善的心啊！”孙大爷无奈地说。
提到“反乞讨”倡议，孙大爷说：“要不是被逼上绝路，谁会愿意去做一个没有尊严的乞丐呢？”他对笔者说，他是支持禁乞的，“但禁乞的前提是保障穷人的生活，如果一味禁乞，反而会使这些本已穷途末路的乞丐们为了生存不惜去偷、去抢。”而那些利用别人同情心骗钱的人，政府是应该下力气清除，并给予法律制裁。
施与者：帮与不帮之间
如果说行乞者感慨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的话，那么对那些施与者来说，又何尝不感叹这真假难辨的“丐帮”呢？市民张女士是一个热心人，没少施舍。后来张女士也听说了不少关于骗子乞丐的事情，自己也长了个心眼注意观察，“果然他们骗人的话都差不多。”随着对乞丐骗人事件的耳闻越来越多，她对于乞讨者的态度也异于从前。“我们赚钱都不容易，是出于同情才给他们帮助的。如果发现我们的好心被利用了，以后谁还愿意施舍呢？”现在她几乎不会再给乞丐钱，因为她不能判断谁是真乞丐，谁是假乞丐。
与张女士不同，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陈女士却是本着“宁可人负我”的决心，见到样子可怜的乞丐，只要身上有零钱，她都会给些。“如果真的是个急需要帮助的，那岂不是被那些骗子给坑了。”
虽然社会上不止一次地出现反乞讨的浪潮，可是真正见到可怜之人，有能力却不帮一把，很多人还是觉得于心不忍的。“但是除了亲手把钱放进乞讨者的手中，我似乎还没找到其他可完全信赖的中介去转交我的钱，而且担心我的钱是否真的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段小姐对笔者说。热心的她在大学时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活动，曾多次组织各种募捐，给山区儿童，失学儿童，或是孤寡老人。不过有一次她发现，募捐的款项没用来改善孤寡老人的伙食，反而成全了黑心院长的贪婪。此后她对捐款能否有效达到目的产生怀疑。对于此次的反乞讨，她仍然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可以通过救助站等中介机构，来实现对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的保障。
而王先生则认为不应该禁乞。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乞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社会是因为多元才美好，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西装革履。”他认为乞丐并不是为了美化城市而必须去除的丑疤，“每次在地铁过道听到吉他和歌声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能够包容人间万像的大都市。”
专家：要变管理为服务
禁乞是否合理，百姓众说纷纭。笔者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先生。唐钧表示，乞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官方的禁乞未免有些极端。“虽然流浪乞讨人员的存在对城市形象有所影响，但长期以来我们大多是用管理的思维来看待他们，不希望这些人给城市添乱。我们应该转变思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流浪乞讨人员在发达国家也是有的，有些人更将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对一些真正困难的人，切断他们的生活来源，确实有违救助精神。”
唐钧认为，要想根本解决乞丐问题，应注重于完善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加强社会监督，良好的信誉保障是慈善捐赠的基础。此外，要打击“骗子乞丐”，服务“真乞丐”，给他们创造工作机会，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乞讨，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对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要给予基本生活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海淀救助站的做法对减少流浪乞讨人员有一定的作用，不失为一种方法，但重点应该放在加强对强行乞讨、有组织乞讨等违法行为的管理，这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有相关的条文规定。“‘假乞丐’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利，让好心人的捐助变成黑心人的利润，应当依法惩处，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健全救助管理制度，使救助制度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制定《反乞讨法》，对此马教授表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乞讨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已经有救助管理办法，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对流浪乞讨人员实行强行驱逐。”
马怀德教授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社会均衡发展，解决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提高整个社会的保障水平，而且只有完善城市、农村的低保制度，解决农村人口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减少城市乞丐。
笔者致电相关的行政部门，海淀救助站表示此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们已经受到上级批评，所以不便接受媒体的采访；海淀区民政局表示，此事需要得到上级的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