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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两条同日新闻，读后不禁感慨。一是，今年以来，监察部公布上半年共有4866名党政干部因铺张浪费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8月19日新华网)。二是，著名法学家陈兴良和田文昌认为，公款旅游不适合以贪污罪论处(8月19日《新京报》)。
毋庸置疑，挥霍浪费公款是当下官场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公款旅游到大吃大喝，从休闲会所到高尔夫俱乐部，再到领导干部大笔一挥，造成决策或管理失误，一下就损失十几个亿。审计长李金华的说法是，“有些损失浪费问题造成的后果比违法违规还严重。”
最近，“丢丑丢到芬兰”的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副检察长徐文艾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伪造“芬兰司法部邀请函”的事件，作为公款旅游典型而引起国民公愤，结果仍只是违纪行为，而未被认定为贪污。按照法学家陈兴良和田文昌的观点，挥霍公款不能定罪的主要障碍是：很难界定它是否属于侵吞公共财产。
而这种学术观点是与公众观念上的一个谬论相关的，即把公共财物放到自己腰包里才是犯罪，而把公共财物吃了喝了玩了，仅仅是“违纪”而已。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官员都很信奉“公家的钱只要不装进自己口袋，怎么花都不怕”的挥霍准则，公款旅游之类事实上已经异化成一种官员福利。
法学家田文昌说：“现在这种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现象太普遍了，如果都简单地往贪污上靠，贪污罪的发案率得有多高啊？”在我看来，罚不责众不应该是不将此类挥霍浪费行为入罪的理由，相反这正证明将其入罪的紧迫性。
当然，是将其纳入贪污罪还是另立新罪更合适，这些立法技术问题，是完全可以讨论的。比如，国外法律的界定一般是以获得“不正当好处”定罪，这样的界定显然要比纯粹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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