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事公办”，这是官场的一种基本行事规矩。而今，这规矩也因贪欲被一些人给破坏了。前不久，山西省和顺县原县长崔保红利用“公事私办”，大肆索贿、受贿286万余元被查处。这期间，给崔保红送钱的干部竟达近百名，仅正科级以上干部就有61人，除纪检、组织部门外，县直单位主要领导无一免“俗”。
这个县的城建局原局长，从2001年中秋节开始到2005年春节前，先后分8次送给崔保红现金6.8万元。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局长给县长送钱的缘由，不是因为私事而是因为公事。比如，“为了争取几万元办公经费，局务会决定送县长1万元”；为一笔笔工程款能够下拨，也要给县长送钱。更令人吃惊的是，每次给崔保红送的钱，都是这位局长与单位出纳一起去向一家企业经理借的，打的欠条还加盖了单位公章。
原本职责之内的事，不做便是失职；原本当办之事，不办便是懒政，却要送钱才做才办，权力寻租又被贪腐者玩出了新“花样”。
就日常事务而言，除了私事，就是公事。一些掌权者利用别人私事有求于己而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这成为绝大多数腐败行为的共同特征。而崔保红并不满足于此，开始把目光投向公事领域。私事不能正常办理，需行贿；公事不能公办，也要行贿。两头堵截、两面夹击，这官场异化到了什么地步？
翻开硬币的另一面，与“公事私办”相对应的则是公款行贿，其危害性同样不可小视。受贿的官员收了钱，行贿的单位也可从中渔利，看起来是“双赢”，但其对政府运行规则产生的影响却是颠覆性的。而且，这种“公事私办”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因为他们打着“为公”的招牌，更容易让人去“理解”和“同情”、“接受”和“认可”，人们不仅不会将其与行贿犯罪联系起来，相反，反对者还极有可能因为“公事”告吹而招来“众怒”。可以说，“公款行贿”比“私款行贿”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性质更恶劣。我们呼吁有关部门根据当前腐败新特点，既要紧盯受贿的贪官污吏，又要紧盯“公款行贿”者，对他们予以严查、严惩，把反腐败斗争引向纵深，抓出新的成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