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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见鲁宁兄在中国保险报撰文说：“这个夏天，国内最‘累’的高官要数李毅中。”(2007年08月21日中国保险报。)李毅中一直到处“救火”疲于奔命，说他是中国“最‘累’的高官”，是有道理的，在矿难中，这也是媒体报道最多的：领导批示、官员重视、抢救及时、措施得力……但是，作为媒体的遗憾是，他们已经很难有让人感动的新闻了：很少有人去关注死难者或者侥幸逃命的矿工的命运。
我的朋友Jack从纽约发信来说：曾经，“矿难新闻原本封锁得紧，媒体要搞点消息很难，登出来后往往都会成为议论的焦点，巅峰期的《南方周末》，许多头版新闻就是此类事件。后来矿难新闻不能隐瞒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烧的是血煤，动辄有上百人死去，官员们不停地在现场宣誓、流泪，以为有用，其实没有用；媒体的头版也经常出现矿工们无助的眼神盯着读者；到了现在，人照样死，新闻价值却越来越小。可能各地的官员们会惊喜地发现，放开报道矿难以后，更不会成为媒体的焦点了，悲惨的事情泛滥后，人们的心就会逐渐凉掉。”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历年颁布数据，中国历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1990年，10,31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1995年，10,572人；1996年，9,974人；1997年，7,083人；2000年，5,798人；2001年，5,670人；2002年，6,995人；2003年，6,702人；2004年，6,027人；2005年，5,491人；2006年，4746人。2007年1至5月，全国煤矿共发生事故821起、死亡1478人。据统计，2005年，中国采煤业的每吨煤死亡率为美国的七十倍，是俄罗斯与印度的七倍。美国在矿难中1995年死亡46人，2001年死亡41人，2002年死亡28人，2005年仅为22人。
明知中国的矿难死亡比率很高，收入很低，但是不少人还是不得不去冒险。针对中国煤矿不断地吞噬着矿工的生命，十名湖南师范大学学生于2005年3月对该省煤矿进行长达两年的调查，最终完成了一份调查报告：《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调查报告说，大部分的矿工家庭人口都很多，至少是一家四口。为支撑家庭，他们不得不在井下工作六至七个小时，甚至十小时以上；有的在矿里下班以后还得在家干农活。由于有着相对较高的劳动报酬，他们对这份高风险的工作还算满意。在一些煤矿，工人采煤有可能拿到两千元或者更高一点的工资，相当于一些务农的家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但让矿工们感到压力最大的还是矿难，因为这一方面意味着工友的离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煤矿停产，收入减少。
矿工们为什么会去冒险，因为他们太穷，何祚庥先生更是直接地指出：“如果不参加采煤工作，那么由于贫穷、缺医少药、缺乏营养等因素，而引起的“意外死亡”的死亡率，将比2.7%高出很多！不见得每一位参加工作的矿工们都知道这里的计算，但是，他们都懂得趋利避害。这就是：‘要不我们怎么养家糊口，怎么给孩子交学费？’”作家刘庆邦说：“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更深刻的现实。”每一起矿难的背后，都有足以让温家宝总理流泪的辛酸故事，是死前的艰辛苦楚、是死后的凄惨悲痛，一个人的背后是妻子儿女和亲人朋友等一个庞大群体的痛苦，每一个遇难矿工都有一部让很多人同悲的血泪史。
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死亡33人的枪击案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冷血的屠杀。这事当然攻占了我们所有纸媒与电子媒体的头条，我们在整理近年来发生在美国的类似暴力事件，在批评美国媒体曾经草率地报道凶手是中国人的不负责任。但是，我们在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同时，也通过美国记者们的报道了解了其中的每一个受害人，他们的家庭背景、人生历程、学业情况、亲情友情、爱情故事都迅速传遍了全球。
新闻固然要关注事件的整体，但更应当关注事件背后的每一个人，矿难中的受难者，从事这样低薪的职业，大都是中国底层的穷人，而从他们面临的危险和磨难来看，又是最苦的穷人。对，靠制度和理性，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矿难，但是，制度和理性最终要靠人去建立，只有通过每一个矿工的命运去唤起官员和其他国人的悲悯和良知，让人更多地去感受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苦乐与悲欢，制定和实施制度的人才会感到急迫和沉重，从而更加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才会少一些黑心矿主和渎职官员。
对死难矿工的印象，不要仅仅是一个黑色的面孔；对矿难的印象，也不要仅仅是“情绪稳定”、“妥善处理”的陈词。我期待我们的新闻画面上有一个个矿难死者活生生的遗象，有死者家属的动情哭声，有善良民众的真诚祈祷，甚至于有半降国旗的举国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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