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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5日，南岳衡山抗战忠烈祠恢复了1949年后中断的公祭图片
国家文物局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认为，忠烈祠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在他看来，只要是以表扬先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而建立的祠堂，都可以归入“忠烈祠”范畴。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中国的忠烈祠传统最早可以溯源到三千多年前，纪念轩辕、大禹的祠堂便属于忠烈祠。到了唐朝，唐太宗为纪念开国过程中死难的将士，建了不少昭忠祠。昭忠祠的性质就是忠烈祠，只是名目不同。北京现存最早的寺庙法源寺，前身就是昭忠祠。
迟至清朝，“忠烈祠”这一概念才正式出现。清末马尾海战、甲午海战后，清政府便在福建为海战中战死的官兵修建昭忠祠或忠烈祠。
罗哲文认为，按照古代礼制，这些祠堂可能也都有着各自固定的祭祀方式和礼仪，但资料缺乏，难以复原。
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教授楼庆西认为，从建筑形制而言，祠堂属于礼制建筑，在近代之前，“忠烈祠”之名很少使用。礼制建筑大概分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朝廷祭天地日月、祭社稷的坛庙，比如天地日月坛、社稷坛。
第二类是纪念在历史上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名人，就是祠堂。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庙、关帝庙。除了孔庙有国家典礼以外，这一类祠堂一般没有固定仪式。
第三类供祭祖用。皇室有太庙；到了地方上，就是家庙、祠堂。这一类祠堂祭祀的对象是集体性的。比如清代的太庙，就把开国后每个皇帝的牌位都放在里面。祠堂的祭祀对象是家族的各辈先人，如果家族太大，还要分若干个分祠堂，每年有定期的仪式。
大陆：香火中断56年
落成于1943年7月7日的南岳衡山抗战忠烈祠，是国内现存忠烈祠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位于衡山风景区内，据衡阳市南岳区文物处副处长周跃华说，2004年实行免费之前，每年参观人数约有三四十万，现在每年参观人数大概有50万到100万。
1938年10月底，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南岳衡山遂成为国民政府抗战的核心大本营。在1938年11月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在报告中提到将士多“暴尸疆场”，视为耻辱。会议随即决定在南岳衡山为战死的将士修建陵园。
其实在全面对日本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即有设祠奉祀烈士的规划。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全案”，其中正式提出“各县设置忠烈祠办法”。1940年，由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公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所奉祀对象涵盖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抗敌烈士，其中以抗日牺牲官兵为主要对象。
据194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当时中国内地已有六百多县市设立忠烈祠，多由过去的关帝庙、武侯祠、城隍庙等改建，附加祭祀。
衡山抗战忠烈祠项目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主持，由国民政府拨专款，仿南京中山陵建造，决定“抗战以来，各忠烈将士，即日入祀，岁时奉祀”。匾额“忠烈祠”由蒋介石题写，悬挂于主体建筑享堂正门之上。第一批入祀南岳忠烈祠的有53名将领，包括张自忠、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等人。
享堂正中，是一屏巨大的青石碑，上面刻有薛岳题写的“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碑的四周和底座，为汉白玉石。碑前有大香炉，来参观、祭祀的人可以在这里献花、上香，甚至还可以跟碑位合影留念。除此之外，并没有额外的祭祀仪式。
新中国前最后一次公祭活动的时间是1949年3月29日的春祭。一直到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时，衡山忠烈祠才恢复大型公祭。公祭行礼如仪：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担任主祭，击鼓九通，撞钟九响，再由20人组成的公祭队到主祭台前，依次敬献三牲、五谷、鲜果及献供酒、敬香茶，然后是参加公祭的各界代表到主祭台香炉前敬献花篮。紧接着主祭人周铁农奉上香楮，宣读祭文，焚烧祭书。全体公祭人员向抗战忠烈三鞠躬。礼毕后鸣炮。服装则基本统一为白衬衣、蓝裤子，佩戴白花。
周跃华解释，这种仪式并非凭空编造，而是根据民国时期春秋祭祀大典的程式而来。虽然经历了战乱和“文革”，衡山忠烈祠的资料多有毁佚，但留存下来的档案里恰好有讲述祭祀礼仪的，名称叫做“忠烈祠祭祀办法”，很明确地讲到第一步如何第二步如何。至于这个办法依托的又是何种礼制，周跃华则不太清楚，他猜测，那大概用的是传统礼制里的最高礼仪。
台湾：日据时期的神社改建
台湾作家蓝博洲在台湾苗栗县念中学的时候是在1970年代，当时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讲究礼仪，讲究教化。于是每年的3月29日(台湾的清明节)和9月3日，中学生蓝博洲都要被学校组织去苗栗县的忠烈祠，参加春秋两季的公祭，祭拜阵亡将士。
苗栗的忠烈祠在福星山公园里，主要是纪念台湾抗日志士罗福星。除了罗福星、丘逢甲的纪念碑，忠烈祠的小角落里还有另外一块碑，上面刻着在东北死难的某个军团的官兵名单。这让蓝博洲当时非常迷惑不解，因为他没有发现这块碑跟台湾有什么关系，“人都是在东北死的，可是纪念碑却立在台湾一个小地方的小山头上，而且还是一个小角落。”
若干年后，蓝博洲根据资料猜测，当时福星山的驻军可能是在东北打内战的那个军团，撤退到台湾后驻守在苗栗，碑也就立在苗栗了。
他还猜测，台湾不少忠烈祠都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台湾的忠烈祠大多是在台湾光复后，直接由之前日据时期建造的神社改建而成。无论交战方是哪边、跟台湾有没有关系，只要没有亲共嫌疑，阵亡的国民党将士牌位就会被放入忠烈祠以供世人祭祀。
祭祀的仪式并不繁复。蓝博洲参与的公祭，是地方首长在前诵读祭词并上香，学生们三鞠躬。到了蒋经国时期，教化意识逐渐淡薄，福星山的公祭活动也逐渐不再举行。“现在台湾清明节都不放假了，以前是法定假日。”蓝博洲说。
前中国时报记者徐淑卿也是台湾苗栗人，福星山就在她家旁边，也许是学校不同，她小时候从未参加过地方的公祭活动。她记忆中，那里是她经常去玩耍的“公园”。“我不觉得台湾的忠烈祠有像日本靖国神社那么大意义。”
陈君天对台北忠烈祠的看法跟徐淑卿差不多。30年前便已成名的台湾电视导演陈君天，当学生的时候，台北忠烈祠还没建好，而圆山神社已经变成了圆山饭店。他也没有参加过公祭。他觉得，除了跟烈士有关的人，对于台北市民或外地游客，台北忠烈祠更多是一个旅游景点。也许很多人是奔着欣赏忠烈祠门口的三军仪仗队的换岗仪式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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