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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涉嫌骗贷1.57亿元的河北高阳县信用联社副主任宋亚安逃离。惊惶失措的高阳信用联社先向河北信用社保定办事处报案，保定办事处向市公安局报案。
此事对外一直处于保密中。2007年2月5日，百度贴吧高阳县吧上，一篇《高阳信用社出大问题了》的帖子询问：“高阳信用社S某携巨款出走了，有知道详细情况的吗？”
两月后，一份跟帖称：“带走1.4亿元，现在在哪，就不说了，从2002年开始慢慢挪用，一直到现在才走，不容易啊！他手下从没批出过一笔贷款，真是高人，做事小心，都是叫别人批的。”
此后网上再无其他消息。
直到2007年6月28日，公安部发布了对宋亚安的B级通缉令。第二天，中新社予以报道。《河北青年报》记者从这份通缉令中捕捉到新闻价值，立即赶赴高阳采访。
事态渐热。
联社小区草木皆兵
高阳县信用联社的家属院——联社小区已草木皆兵，由于此前有媒体记者在小区内拦截受访者进行采访，联社领导已经下命令：小区内任何人不得再接触记者，门岗亦不许放记者进入，违者如被举报将遭严惩。
8月2日，记者第一次去联社小区时，因尚未暴露身份，意外遇见宋亚安的岳母。这是个看上去有些严厉的老太太，个子不高，戴眼镜。她说，《河北青年报》的记者来采访，闯到家里，老伴儿还光着脊梁，穿着裤衩，记者就拍照，还把照片发到网上。所以不管哪儿的记者来采访，她都不再理睬。
记者提到宋亚安出事对老人的打击，老太太低下头，紧抿嘴唇，无声哭泣。
记者致电高阳信用联社领导，询问几个月来的整改进行情况。该领导称正在保定开会，不知何时能回。记者表示可去保定采访，该领导说：“你也别来了。现在的情况，我什么都不好说。”
宋亚安违规放贷1.57亿元，其中通过庞口镇信用社放贷9200万，占涉案总额约60%。宋亚安案发后，庞口信用社主任李红格亦被拘留。知情者说，李红格掌管庞口信用社多年，宋亚安也曾在庞口社工作，与李红格是多年的同事、朋友。
庞口镇有全国最大的汽车农机配件市场，年营业额数十亿元。市场内有建行、农行、农信社及邮政储蓄4家金融机构。庞口信用社是2000年前后，由配件城和旧城两个信用社合并而成的。李红格原是旧城信用社主任，合并后任庞口社主任。原来的庞口信用社，现在只是一家储蓄网点，因为这里只有几间房，连信贷员跟客户谈话的地方都没有，李红格并不常来。
8月3日，记者在庞口信用社所辖的旧城和配件城的两家营业所来回奔波，希望能采访信用社主任或信贷员。配件城信用社工作人员称，他们只管储蓄，其他均不知情；旧城信用社工作人员称主任和信贷员都下乡了，不知其联系方式，他们无权提供任何消息。
一个熟识宋亚安的人说，宋亚安为人仗义、能干，有心计，所以能从普通信贷员很快升任县联社副主任。
目前，此案由保定市公安局侦办，已拘留9名信用社主任，传唤16名信贷员，以及追捕主嫌宋亚安等。高阳县公安局办公室张副主任对记者说：县局没有参与办案，对此案一点儿都不了解。记者提到传言宋亚安已被抓获，张副主任说，还没抓住他。
违规放贷的真实数目
一个高阳纺织商贸城的商户告诉记者，在高阳信用社贷款的商户，都是该信用社的股东，因为不入股就不能贷款。入股的起点是一万元，如果有内部关系，几千元也可以。高阳县是全国有名的纺织县，还有全国最大的农机配件市场，以前往信用社存款的商户很多，因为跟农行的“坐等上门”相比，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每天下午主动去商户那里收款，很是方便。但股东们到现在还没分过一次红。
以前，商户去信用社贷款很容易，“只要跟信用社主任关系好，到那儿就贷了！”贷款是需要担保的，这也不难解决，这个商户每次都跟他隔壁的生意伙伴相互担保。
以前，在信用社贷款的客户，每季度还一次利息，到年底倒一次手续。宋亚安出事后，改为每月付息，这个商户说，现在还不知道年底倒手续时，会有什么麻烦？
高阳县一个经商大户，在县城某信用社存款上百万元。几年前，有人贷一笔款，请他做担保人。按照规定贷款担保每年要审查一次，但信用社却一直没审。今年春天，贷款的商户跑了，信用社把担保人告到法院，从他的账上划走了8万多元。这个大户一气之下，把开户行转到了邮政储蓄所。
庞口信用社储蓄所员工称，宋亚安案发后，储蓄所没有出现挤提现象，“因为老百姓觉悟高，相信国家不会让信用社倒闭。”
前述高阳纺织商贸城商户向记者反映，事实上恰恰相反。宋亚安潜逃后，高阳信用社的股东们很快互相转告：宋亚安带着1.5亿贷款跑了，别再往信用社存款了。“那时候就知道是1.5亿！”商户们都赶快去提款，但提不出来。“春节前，正是用款的时候，商户们都要备货，这时候取不到钱，心里是啥滋味？”骚动的气氛整整持续了一个月。没人敢再往信用社存款，形成了恶性循环。年关到时，信用社的领导挨家挨户到储户家里做工作：“请大家放心，信用社有钱，国家支持我们，不会破产。”
一名信用社内部人士说，起码两三年前，县联社就知道宋亚安违规放贷，也知道这笔钱要不回来，但联社领导还存着幻想，想让宋自己把窟窿补起来，宋亚安想去某地投资，信用社也予以制止，但却未采取其他控制措施。“如果那时候就控制了，一是宋亚安不会跑，二是他不会带走这么多钱。”
这名人士说，没有内部人勾结，宋亚安不可能违规贷出这么多钱来。信贷员要考察客户资质，营业执照要一年一审，各个信用社都有信贷审批小组，县联社有信贷审批委员会，保定办事处还有信贷咨询委员会，层层把着关呢。就算当地最大的三利公司，也不可能轻易贷出1.57亿元。“他一次不还款，下次就不该贷给他呀！”
另一名信用社人士说，这种案子，社会上觉得惊奇，信用社内部都见怪不怪了。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管理严了，贷款到期收不回，立马要说事儿。但信用联社是一个县一个法人，只要县里不管，别人谁管你？宋亚安长期违规批贷，内部人不会不知道，但都不愿意捅马蜂窝，都怕得罪人，何况如果要追究下来，还得倒一大批人，所以都躲得远远的。等到宋亚安跑了，纸包不住火了才往上报，但等上面再来调查时，就又没人愿意说了。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史建平教授表示，该案发生的根源在于农村信用社的制度不健全，“在信用社和银行这样的金融中介机构，客户的存款总额很大，贷款的支出必须有一整套完整的机制来执行和对其监控。像河北高阳农村信用社这样，领导打几个电话就能支付巨额贷款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其制度不严密，漏洞太大。”
既然高阳信用联社管理如此混乱，当地人都怀疑违规放出去的贷款不止宋亚安带走的1.57亿。河北信用社保定办事处主任高东光在内部讲话中也曾说，随着网络建设速度的加快，一些隐蔽多年的违规违纪行为可能会浮出水面，同时，有些违规违纪行为也会隐藏得更深。“因此，我们要下大决心挖陈案，千方百计防新案。”
高东光透露：到目前为止，对重大违规违纪行为，仍有县联社班子在替违纪分子想办法，走所谓的“盘活”。有的县联社领导仍然在打招呼点贷，出现问题不承担责任，下卸责任，“于职责、于规章制度、于良心格格不入”。
保定信用社系统整顿
2007年2月15日，宋亚安潜逃后不久，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保定办事处决定在全市信用社系统进行“治理、整顿、规范”，并召开了一次全市信用社主任参加的“动员大会”，办事处主任高东光在大会上说：“组织召开全市农村信用社主任以上的干部会议，是办事处成立以来第一次。”
“为什么高阳发生这样一件惊天大事？为什么一个联社副主任能够调动这么多人、这么多信用社围着他转？为什么这个事件从事发到现在，至少超过3年未被发现？为什么面对违规违纪行为不举报、不揭发？这都是为什么？”在讲话中，高东光追问。
高东光把原因归结为三条：一、县联社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没有执行力，政令不畅。二、管理混乱，制度严重缺失，监督不力。三、歪风邪气盛行，正气不正。高东光没有提到上级监管方面的责任。
高东光说，各项违规违纪行为在信用社普遍存在，对此，县联社只满足于发发文件、谈谈话，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制止。用这样的观念、思路、措施去工作，不出问题是偶然，出现问题是必然。宋亚安早在2003年就开始采取这种手段进行违规违纪活动，不但没被发现，不被处理，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从而变本加厉。班子成员之间只看表面现象，讲所谓的团结，不讲原则，没有正气，助长了问题的加重。
高光东还抱怨道：“县联社对上级指示精神和有关要求传达贯彻不力，存在联社上边凉，信用社下边冷的现象。有的联社班子成员和信用社主任到现在还不知道农村信用社行风建设是哪个部门发起的，不知道行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知道省联社规定新增贷款不良率不能超过3%，你这干部是怎么当的？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在问题产生之初，联社有关部门曾打过报告，向领导反映，但他们置若罔闻、麻木不仁，不认真对待，不研究解决，贻误处理时机，酿成大患。宋亚安长时间不上班，其他班子成员却没有向上级反映情况，极端不负责。”
高认为宋亚安作案4年多未被发现，是因为“长期以来，这类违法违规违纪一直被联社隐瞒”，不让上级知晓。因此，不但它们没有得到有效查处，反而使得信用社一些人认为省联社实行“问责”是流于形式，怀疑省联社、市办事处能不能查？能不能查到底？查出问题能不能严肃处理？因此，不敢站出来举报、制止，也有少数信用社主任受利益驱使，上行下效，与图谋不轨者同流合污，搭车放款。有的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对自查自纠工作等待观望，应付了事，以致影响案件的及时处理，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
高东光总结道：这样的问题集中体现在高阳县联社，同时，在其他联社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既有过去多级法人管理体制的弊端，又有制度缺失、不坚持制度、多年形成的思维惯性的“软肋”；同时，也有网络建设不到位的“硬伤”。
几名高阳信用社职工告诉记者，高东光的讲话文件，他们都开会学习过了。至于治理整顿的情况，员工认为那是领导的事情，“我们干的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工作”。
基层信用社危机
有知情人说，全国基层信用社管理普遍混乱。一些地方信用社系统近年来治理整顿卓有成效，但河北的整顿，据省农信联社一名领导说，还需要几年时间。
这名知情人说，信用社管理混乱的原因之一是职工素质低。最早的农信社职工，是放下锄头，捡起算盘、笔杆的。现在信用社职工文化程度大多是中专毕业。但其他几大商业银行招聘职工，要求起码是大专毕业，还得是学金融专业的。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信社管理的无所依归。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号召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时，与供销合作社同步成立的，说是农民自愿入股，但农民哪来那么多钱入股？最早的股金都是象征性的，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入股，成为社员了。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农信社成了国内人员、网点最多的金融机构。1996年中国农行与农信社脱钩。农行管理信用社时，按的是农行的管理模式，每个县的农信社一把手都由县农行行长兼任。
1996年农行不管了，农信社归中国人民银行管，一下子就乱了。人行没直接管过农信社，不知该怎么管，只派个人过来，抓住人事权和发放贷款的权力。后来，以化解金融风险为由，将典当行、各种基金会和县以下城市信用社等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都划归农信社。从1996年到2006年，10年间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增长速度最快。到2003年银监会成立，人行也不管农信社了，由银监会接手，农信社的管理、经营更是乱上加乱。宋亚安的违规放贷作案，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根据央行调查，目前许多农信社的不良贷款在50%左右，有些农信社的不良贷款甚至达到80%以上。全国农信社的账面不良贷款在2004年超过了5000亿元。巨额不良贷款将农信社压得喘不过气来，大部分农信社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说：“在全国的农信社当中，有1/3是好的。还有2万多家信用社基本是属于不可改造的。无论是把农村信用社并成县级联社，还是让他们改组成农村商业银行，人还是原来的人，体制还是原来的体制，包袱还是原来的包袱，凭什么就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