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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闭幕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要求，“省级政府对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负总责，市县政府是责任主体”。把“房价稳定”和住房供应及住房保障一起，作为对作为“责任主体”的地方政府进行住房行政考核的三大内容，表明中央高层对地方政府在抑制房价上的“无能为力”，已经感到难以容忍。(9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
不管是针对廉租房制度建设、公积金政策执行不到位现象，还是针对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之前，建设部多次表示要对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的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问责。可以说，去年以来“问责”一词在楼市调控中出现频率之高前所未见。然而，我国从1998年就提出建立廉租房制度，但到去年底全国仍有约20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房制度。同时，调控中的房价上涨幅度更是惊人，畸形态势已经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可是，至今未有一个地方官员因此而受责。
笔者分析原因有几点：一是以GDP为核心评判官员政绩的现行考核机制没有根本改观；二是所谓“问责”有口号无内容，至今没有相配套的惩戒措施出台；三是每个城市对抗调控政策的方式都是软对抗，都准备了一大堆说辞来应对建设部；四是“问责”至今没有抓典型，以至于没有震慑效果，导致“你调你的控，我涨我的价”。
全国住房工作会议这次虽然明确地方政府“三负责”制，即“省级政府对辖区内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房价稳定工作负总责，市县政府是责任主体”，这次明显提高了问责的级别，加大了问责的力度。但是，还是存在一个谁来问责的问题，如果继续由建设部作为问责主体，实践证明效果不佳。如果国务院亲自来问责，效果不容质疑，但同样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拿什么作为标准来认定地方房价上涨过快、地方政府失职？
如果以房价上涨幅度作为认定标准，对每月房价上涨前5名或前10名的城市负责人进行问责，就存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化的问题。譬如，广西北海市今年以来房价涨幅力压北京、深圳，位居全国70个重点城市第一，当地民众怨言不断，按说理应适当问责，然而北海市负责人非但不认为房价上涨过快，反而认为属于正常，不是泡沫经济，而且未来房价涨幅可能继续领跑。至于原因嘛，有很多，譬如说，北海房价涨幅第一有当年楼市泡沫遗留致基数太低的原因。
如果以房价收入比作为认定标准，来衡量一个城市的房价是否过高，问责时也难以顺利实施。房价收入比是指一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每户居民的平均收入之比，过去是衡量一个城市房价涨幅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之一。但问题有二：一是居民平均收入计算不科学，隐性收入并没有纳入统计体系，所得出的数据自然就含有水分；二是房价统计数据，用建设部某负责人的话来形容，是“大体可信，相当不准”。既然房价与收入统计都存在问题，那么房价收入比作为认定标准自然就会遭遇质疑。
总之，如果以统计数据来认定地方房价涨幅过快，很难让地方政府心悦诚服，而且地方政府很可能会在统计数字上想办法，或像福建省某市“统一”公开数字，或干扰统计方式，最终会把利于自己的数字呈现出来。
因此，要想落实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的调控政策，不在于说了多少“问责”，甚至也不在于谁来说“问责”，问题的关键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问责”的落实。而问责制度最关键的一点是出台标准，既要明确房价涨幅的“红线”，又要明确触犯“红线”后应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只有制度在先，才能把问责落到实处，进而把稳定房价的政策落到实处。(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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