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9月4日电 (记者尹树广、岳林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国际合作局，日本日中有识者交流会主办第一届新中日有识者演讲会4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报告厅举行。来自首都学术界、新闻界和大专院校，以及日本NEC等知名跨国企业的近百名代表聆听了两国知名学者关于中日关系的精彩演讲，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演讲会气氛热烈，座无虚席，两国专家提出的许多精辟观点引起与会者广泛共鸣。
两位演讲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田势康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张蕴岭。演讲的题目是：《从中日友好走向中日融合》，《中日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战略互惠关系》。两位资深专家在演讲中强调：中日两国官商学等社会各界应紧紧抓住当前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战略机遇期，学会相互尊重，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双方存在的差异，不断扩大中日合作的战略互惠基础，尤其要重视加强两国民间交往，为东亚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田势康弘在演讲中说：
在当前的日本新闻工作者中，我是观察日本政治、观察日本政治家时间最长的一个人。虽然我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迄今为止，无论在我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还是在对日本的内政问题进行采访和从事评论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都十分强烈地意识着中国的存在。目前，我在担任日本经济新闻客座专栏作家的同时，还作为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公共经营研究系的教授，从事着对学生的指导工作。
我的人生道路一直伴随着对中国的思考。1964年我考入大学后参加全国辩论大会时，我的演讲题目便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必要性”。我出生于1944年10月，也就是日本年号昭和19年，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一年。我是所谓的战前派的最后一代人。我出生在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据悉，中国外交部武大伟副部长与我同年出生于黑龙江省。以前我向武副部长谈及此事时，还互相笑称“我们是同学呢”。
我不是日中关系问题专家，但我希望能够站在最贴近一般民众的立场，坦率地谈谈我对两国关系现状及今后发展的一些想法。首先是曾极大地阻碍了日中关系发展、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困境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最新变化。近一年来，日本民意和政治家的态度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现在，即使与靖国神社关系十分密切的“日本遗族会”也在探索新的方式，希望甲级战犯的祭祀问题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又不致成为重大外交课题。今年8月15日“终战纪念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的内阁成员只有一个人。而一般参拜人员也从去年的23万人剧减了8万人，只有15万人。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一些势力和政治家妄图进一步扩大该问题，从而起到刺激中国和韩国的目的。但我认为，我们对此不应予以理睬，切不要陷入这些势力所设下的圈套，这一态度十分重要。
我本人也是日本旧军人的后代，但我想只有极少数人才会把靖国神社当作日本人的精神支柱。毕竟冲绳战役中死去的冲绳市民、死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牺牲者没有一个被祭祀在那里。日本政治家们去参拜大多是希望电视里播放自己参拜的图像，所以他们才成群结队，故意招摇着选在8月15日这天前去参拜。而真正有心的政治家或认清甲级战犯共同祭祀问题的政治家则是悄悄地参拜的。问题闹得越大，为了引人注目而参拜的政治家就越多。
我们的相互关系如此密切，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可我们竟没有能够充分地互相了解。反而似乎双方都在向坏的方面去解释对方的言行。至少99.9%的日本人都不希望日本恢复军国主义、没有打算把台湾殖民地化、也没有想过要进行核武装。不能否认一部分右翼势力或许心存此念，但它绝不可能成为主流想法。如果我们遭到的指责是以这种绝不可能的内容为前提的，势必会产生反感抵触。
我认为，当我们展望今后的中日关系时，应该从改善关系、维持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因素中，把政治挑拣出来，去建设一种卷裹了所有层面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建立那种只局限于政治、外交、投资企业等只有部分接触面的关系，而是应该建立一种包括文化在内的广泛接触面的关系。两国应该从日中友好走向日中融合。当我们考虑日中关系时，不能总是拿出遣唐使和鉴真和尚来说事，每个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都应该成为对方国家的幸福所在，我们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地缘政治学上，抑或在汉字、儒教文化方面，都分享着共同的内容，两国彼此尊重、携手共进才能够实现亚洲的安定、世界的和平。
只要我们能够在各个领域都形成民众层面的密切关系，无论政治上发生什么龃龉，都不至于产生大范围的影响。为此，我们是否应该超越“友好”的水平，力争实现“融合”呢？在互相尊重自主性的同时，应该尽量扩展能够相互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对于有利害冲突和存在着认识方面对立的问题，我们应该设立类似“贤人会议”这样的组织，频繁对话，以谋求理解验证。在日中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我深深地为在双方民众层面上相互理解程度的不成熟而感到焦虑不安。
我认为，在日中关系中民族主义是不会产生什么作用的。我们应该尊重对方、宽容对待双方之间的差异，以高度的道德姿态寻求赢得对方尊敬的方式。
去年10月的日中首脑会谈中使用了战略性互惠关系这个说法。我认为它表明两国政府要消除日本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共同寻求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的态度。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中说，中日两国无论在亚洲还是在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国家，中日关系不仅对亚洲地区，更会对全世界带来重要影响。我们要站在这个角度，强化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持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振兴亚洲。我坚信：两国的广泛交流一定能够给日中关系带来光明的未来。
张蕴岭教授的演讲着重阐述了三部分内容：东亚合作的发展，中国的新区域观与政策，中日构建战略互惠平台。他说：
东亚地区合作的启动机是1997年7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东盟+3”是一个以经济合作为主题的地区合作机制，在这个机制框架之下，东亚国家推动了许多实质性的合作。
东亚经济上的密切连接与政治、安全的分离并存。在这种二元结构中，如何取得统一的区域主义政治认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欧洲推动一体化是在二战后建立的“统一的西欧新秩序”基础上开始的，经济、政治、安全不存在分野，布东亚的情况与欧洲大不相同，是要在一个分裂的地区缓慢实现统合。
大国间，主要是中日之间存在发展、战略、安全以及历史认知上的差别，两国就区域主义的定位和目标取得协调和统一，难度很大，中日缺少共识，就没有东亚的区域主义深度发展。日本的东亚区域主义战略处在一种模糊的状态，在东亚所采取的主要是平衡中国的战略，这样很难与中国进行协调。
东亚地区合作为中日构建了一个共同参与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构建和发展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有着广阔的空间。
在东亚合作中，中日有着共享的利益。中日经济已经构建了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这个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中。因此，推进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构建地区金融稳定与安全合作机制符合两国的利益。构建东亚自由贸易区，消除贸易和投资的障碍，有利于降低交易和生产成本，使生产投资和服务的分工网络的进一步深化。因此，中日应该共同努力，循序渐进的推动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逐步发展。
同时，逐步发展东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也符合两国的利益。通过这样的合作，两国创建共同的利益平台，降低安全分野(军事同盟)所造成的分割与对立。这样的合作奉行新安全观，不是以第三方为敌人，一方面起到平衡现行安全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发展新的安全机制，对现有的体系进行补充，一举两得。
另外，中日合作的领域还应该扩大到环境、气候、资源和社会与文化领域，这样可以构建更为广泛的平台，扩大中日合作的战略互惠基础。
应该看到，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和考虑，中日之间在地区合作上有着明显的战略与利益分歧。有分歧是自然的，问题是要沟通、协商和合作，要共建平台，而不是拆台。中日之间缺乏这样的沟通与协商，这在别国看来，中日是在竞争而不是在合作。中日要在东北亚自贸区建设、东亚自贸区建设和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等重要战略性问题上进行协商，尤其要构建稳定的和经常性的高层沟通协商机制。
值得指出的是，中日在东亚地区合作不仅仅是为两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地区的利益，甚至是全球利益。没有中日之间的合作，就不会有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深入，更不会有“东亚共同体”的未来。
中日关系由过去的强调友好，到在强调战略互惠，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更是一个深入发展中日关系的机遇。这是一个大战略，要落实这个大战略需要诚信和共识，更需要实际的行动。
两位演讲者均为中日两国知名学者。田势康弘(Tase Yasuhiro)系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日本经济新闻客座专栏专家，1944年出生于我国黑龙江省黑河，1969年在早稻田大学第一政治学系政治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日本经济新闻社会学部工作，1972年转入政治部工作。1997年，他任日本经济新闻社论副主编，2004年为专栏作家，2006年至今任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在他作为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的38年间，曾采访过从佐藤荣作到安倍晋三的历任19任首相。目前在为早稻田大学执教的同时，他还为日本经济新闻撰写评论，同时还作为特约评论员活跃于电视节目中。出版有多本有关日本政治、新闻业等方面专著，同时以笔名“黑河小太郎”从事政治小说创作，系一名多才多艺的教授。
张蕴岭教授1945年5月出生，曾长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兼日本所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等职。曾撰写过《世界经济中的互相依赖》和《探求变化中的世界》等多部学术专著。
日本日中有识者交流会成立于2003年7月，由日本NEC和全日空等10家知名企业发起并组成。其宗旨是通过举办演讲会和自由讨论等方式加强中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以建立值得信赖的中日经济关系。交流会现任主席是日本知名企业家、NEC(日本电气株式会社)会长佐佐木元，代表理事为全日空综合研究所代表取缔役社长滨田健一郎。
到目前为止，交流会已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成功举办了8场演讲会，受到中日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