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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很显然，有些战俘根本熬不过在沈阳战俘营的第一个冬天，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一个战俘用日记记录了这些惨况
字幕：
1942年11月11日，到达奉天，一名美国人于当晚死亡。
1942年11月17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19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3日，两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4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6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7日，两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8日，一名美国人死亡。
1942年11月29日，三名美国人死于医院。
1942年12月3日，两名美国人在医院死亡。
1942年12月9日，两名美国人死于医院。已经在战俘营半英里远的一处高地选定了战俘墓地。
……
在1942年的冬天有224名战俘死于日军奉天战俘营死亡率高达16%
琳达•霍尔姆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纳粹俘获的美军战俘，在关押期间只有百分之一的死亡率。但被日军俘获的美国人，16%死于被俘期间。没有什么比这个数据能更好地证明日本人对待战俘是多么恶劣了。
190号战俘罗伯特·布朗当年只有19岁，是战俘营里年龄最小的战俘。他原先是一名卫生兵，所以，日本人安排他在战俘营医院工作，给一个日本军医做助手。
罗伯特•布朗：一个美军战俘得了阑尾炎，要开刀，这个叫桑岛的日本军医给他打了麻药，可是，他用的是很少的麻醉剂量，事实上，这点剂量对大个子的美国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的更多。
解说：在战俘营，患病的战俘最怕进医院，因为日本人只有等病人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住院。而进了医院的人，由于根本无药可医，加上无人照料，绝大多数最后都进了停尸房。
罗伯特•布朗：那个桑岛军医根本不管什么麻醉剂量，他一刀切开了病人的腹部，然后把他的阑尾拽出来在手中玩耍，哦，就是这样，象玩球一样抛来抛去，全然不顾病人痛不欲生的尖叫。而我所能做的，只有把那个病号死死地摁在台子上，眼巴巴地看着日本医生在那里玩耍。
解说：除却严寒饥饿和疾病的煎熬，战俘们还无法逃脱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按照战俘营的规定，点名时，战俘们必须要用日语从左到右喊出自己的战俘编号。
奥立弗•阿伦：公牛总是让战俘列队，来回巡视，看谁不顺眼，他当时就会把你打翻在地。
罗伯特•布朗：他(公牛)总是让战俘列队，来回巡视，看谁不顺眼，出手就打。我们不知道谁会是他的下一个袭击目标。
解说：在战俘心中烙下深深阴影的“公牛”叫石川，他是战俘营的上尉执行官，战俘们给他起了个“公牛”的绰号，几乎每个战俘都领教过“公牛”的凶暴。
罗依•韦佛：一次，我们排队走出战俘营，公牛叫我们出了门往右走。当时寒风呼啸，很难听清楚他的口令，我没有往右拐，照直走向了大门，这可惹火了公牛。他喊停了前进的队伍，我们都意识到有人要挨打，我没想到，这个人竟然就是我。他举起刺刀刺向我的右肩，然后将我打倒在地，立刻，我就动弹不了了。剧烈的疼痛持续了一星期左右，直到现在右肩活动起来还有点困难。
解说：在日本投降前夕，这个以虐待战俘为乐的“公牛”石川上尉神秘失踪，再也不见踪影。在战后缴获的日军这份绝密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对于曾经虐待过俘虏的人员，可以帮助他们迅速转移，或在不留线索的前提下予以遣散。”也许，这是石川上尉神秘失踪的原因吧。
解说：日本人严密封锁了一切消息，战俘们没有亲人的消息，不知道盟军什么时候能够胜利，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地狱一般的战俘营回到遥远的家乡，但是活下去的信念始终不能改变。
奥立弗•阿伦：我们曾经一天掩埋了125个战俘的尸体，当时我想如果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不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剩最后一个人了。我设想过，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放弃了活下去的信心。所以即使情况再糟糕，我也坚持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你看，我现在坚持着又活了60年了。
罗依•韦佛：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你惟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我对自己说：“情况并不是太糟，我能够活下去！”。就是这种达观的心态让我坚持活了下来。
解说：罗依·韦佛坚持活了下来，他活到了战争胜利，活到了六十年后再次回来看看战俘营。
字幕：610号战俘，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罗依·韦佛
解说：虽然65年过去了，但罗依·韦佛一下子找到了当年的床位…
第三部分
解说：1943年6月23日，奉天战俘营警笛大响，原来，有三名战俘翻过铁丝网逃跑了，他们是美国海军水兵麦林格勒、帕里奥地和海军陆战队中士查斯坦。
奥立弗•阿伦：海军陆战队员都是很优秀的士兵，查斯坦就是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人，他对我说过，他曾告诉过日本人有机会的话他就会跑，他就是那种很难忍受被关押的人，他找一切机会逃跑，因为这个，他还被关过禁闭。
解说：十几天后，麦林格勒等三个人被日本人从中蒙边境的一个叫两家子村的小村子里抓了回来。
罗依•韦佛：我们都向一个还算友好的日本士兵打听他们逃跑的情况，那个日本兵只告诉我们，他们行为太恶劣了，还杀了一个满洲警察。
解说：三名战俘在逃跑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谜团直到近两年才被沈阳大学的杨竞教授解开：原来这三个战俘在内蒙古科尔沁旗两家子村遇到了一个伪满警察。
杨竞：这些人的面孔，在这个地区是很特殊的，所以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所以这个警察就问，他们的身份。
解说：麦林格勒等三名战俘为了不让自己身份暴露，杀死了伪满警察，并且刺伤了与警察在一起的一个村民，不明真相的村民们逮住了三名战俘。
杨竞：按照当时的状况，他们也只能把这三个人交给当时的日本警察，最终转到日本人的手里，所以这三个人整个的命运是在这里结束的，他们的逃跑失败是在两家子村这个地方结束的。
解说：在三名逃跑战俘的身上，日本人搜出了一份奉天地区的地图，正是这份地图指导他们一直跑到了中蒙边境，他们原计划是继续向西北方向逃到苏联境内。那么，这张至关重要的地图究竟是怎样来的呢？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追查，一名叫高德纯的中国工人被怀疑向战俘提供了地图，被抓进了监狱。
高德纯：他(查斯坦中士)把日本养生工的抽屉打开了，养生工就是半工半读，(查斯坦)翻出来地图。
当时，高德纯和20多名盟军战俘在一起安装机床。这其中，就有逃跑的查斯坦中士。
高德纯：我怕小洋鬼子(养生工)知道，我就上街上，街上卖那玩意有的是，我就给买了一张，放到抽屉里了。
解说：日本人当然更不会放过这三名逃跑的战俘， 1943年7月31日，麦林格勒三人被日本军事法庭枪决。
肯•塔沃瑞：卡斯曼那时是个翻译官，他告诉我说，日本人把那三个人的胡子，头发都剃了，之后杀了他们。我问，这是你亲眼所见吗？他说是的。三个人心脏还没完全停止跳动就被埋了。
奥立弗•阿伦：他们是真正的军人，当日本人枪毙他们的时候，要给他们蒙上眼睛，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蒙眼睛，后来日本人议论：如果我们的士兵能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征服全世界。
解说：一直等待哥哥麦林格勒消息的凯瑟琳直到战后才知道她的哥哥被日本人杀害了。
肯•塔沃瑞：我母亲从不相信我哥哥已经死了，她总说，说不定他真的逃走了，现在在某个地方，也许日本人没发现他。她总是说，他会回来，会回来。
肯•塔沃瑞：这些勋章是我哥哥死后，政府颁发给家里人的。这是一枚战俘勋章，在勋章的背后，你可以看到我哥哥麦林格勒的名字，是政府印上去的。这是颗金心勋章，政府颁给母亲的，让母亲佩带，以纪念她为国牺牲的儿子。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戴过，因为她戴上就表明她承认她的儿子牺牲了，可是妈妈相信他(我哥哥)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第四部分
解说：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为了更快地掠夺东北的物质资源，在沈阳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区，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是日本三井公司和美国福特公司合作的一个机床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人的撤出，工厂需要大量懂英文的技术工人，所以，美军战俘自然成为日本人的首选，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还有大量中国工人。
肯•塔沃瑞：我一直惦记着葛庆余，说起那时候的事不能缺了他。我们建立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人们所能建立的最好的关系，我很感激他。
解说：葛庆余是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工作的中国人，他每天负责给KEN TOWERY等战俘分配工作任务，这个中国人和美军战俘之间经常会有一些危险而又温暖的合作。
肯•塔沃瑞：我记得我和庆余是这样合作的：我把厂里的机器零件，比如：滚轴轴承偷偷卸下来，让他带出去，然后他会换了食物，比如鸡蛋什么的，带回厂里给我。
由于每天上下班可以自由进出工厂大门，这使得葛庆余有了某种便利条件可以夹带物品。
肯•塔沃瑞：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轴承带出厂子，又怎么把食品带进来的。每次，他都会把食物藏在机器里让我去拿。虽然这会损伤设备，不过没关系，反正是日本人的东西。我们的关系这样持续着，一直很好。
解说：但是，这样的默契合作在某一天遇到了危险：那是一个清晨，肯·塔沃瑞去了葛庆余的工作间，正在这时，一个日本警卫闯了进来。
肯•塔沃瑞：一个背着枪的日本宪兵进来了，然后，其他的一些日本兵也都围了上来。我当时吓得一声也不敢吭，呆在了现场。
肯•塔沃瑞：庆余，他可不是个撒谎的人，可为了不惹麻烦，他从墙角抓起鞋子告诉卫兵：‘他(塔沃力)把鞋拿到这，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庆余就这样让那个卫兵认为我们什么事儿也没犯。我不敢想象如果日本人知道真相，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解说：很多很多年过去了，肯·塔沃瑞费劲周折终于找到了葛庆余的下落，这个善良的中国人早已经去世。
肯•塔沃瑞：我想为这个家庭做点事情，正好葛庆余的孙女考上了大学，我便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奖给这个女孩1000元，送她去上学。我记得这个女孩的名字，好像叫葛新。
解说：现在的葛新是沈阳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她从父亲那里听说了爷爷葛庆余和美国战俘的故事。
葛新：为爷爷自豪。
ALLICE：那个女孩(葛新)经常给我发邮件，说说她现在的学习、生活，能和她说话真的很高兴。她在家总会听到父亲讲述爷爷和一个美国朋友的故事，就像我总听到我父亲讲他和一个中国朋友的往事一样。
解说：爱丽丝把父亲和中国朋友葛庆余的故事发表在报纸上，在故事的结尾，她引用了父亲的一段话：
肯•塔沃瑞：葛庆余已经不在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将一直是那个年轻人，当日本人点完名之后，他会带着我们走到工厂，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很可能没有多少人会记得葛庆余，但是那些记得他的人将永远记住他的正义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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