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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贤治
人们经过这场浩劫，种族大屠杀，什么也不想回忆，什么也不想学到；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反思和学习。“在这个时代，丑恶的浅薄又回来了。”
人类的出路在于改革，而现实的改革是不能回避历史的
4月16日是以色列一年一度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今年，在报上看到，除在以色列举行各种活动之外，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也有近万人在当天游行，纪念在纳粹手下丧生的600万犹太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有满脸严肃的青少年。这一游行名为“生存行军”，始于1988年，持续至今已经快20年了。最初只有犹太人参加，1990年代起加进了许多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们。
他们深知，在大屠杀中丧生的是人类，而不应视作仅仅是犹太人。
尽管种族屠杀事件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尽管事件是由早已覆亡的纳粹党所为，今年德国朝野上下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德国政府及其公民至今仍然是负有责任的。这是人类文明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看到，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慰灵碑前屈膝下跪；我们看到，今年，德国政府在完成发放预定的犹太死难者后代的赔偿金以后，再次宣布扩大赔偿；我们看到，几十年来，在德国，以作为民族奇耻大辱的屠杀犹太人为背景的电影、小说、回忆录，各种研究论著源源问世，从未间断……人类的良知、智慧和勇气，因集体记忆的存在而得以延续。在这里，记忆是历史的引擎，是它以明确的方向性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着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走向进步的未来。
德国导演鲁道夫·赫尔佐克与文献片同时写成的《希特勒万岁！猪死了》，就是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记忆的著作。但是，它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就是政治笑话，包括一些喜剧性电影。作者没有把笑话简单地辑录到一起，而是按照帝国从崛起到覆亡的历史，有序地加以叙述。因此，与其说是讲笑话，毋宁说是讲历史。在这里，笑话成了历史文献，通过它，以及其他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再现纳粹独裁统治下的德国的真实状况，并使之得到深入的说明。全书既有充实的史料，又有相当的文化厚度和思想深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纳粹史。
鲁迅说，有奴才的笑，有奴隶的笑。笑的性质可以很不同。在这本书里，作者开出的笑话证实，不但有反犹分子、右翼分子制造的笑话，即使是同样的人民，既可以讽刺暴政，也可以讽刺民主制度。政治笑话不一定是一种抵抗的表现形式，在作家看来，大部分笑话实质上并不具备批判精神，而只是情绪的一种发泄而已。在第三章，写到希特勒上台，整个市民阶层的代表完全被希特勒的亲民形象和各种宣传活动迷惑了，当时的主流思潮是拥护纳粹党的。希特勒所以能够在短期内铲除多党民主制，实现高度集权，除了纳粹分子的积极的、高效的行动之外，与其他政治团体的半推半就的暧昧态度，以及老百姓的短视、盲目乐观的情绪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是第三帝国的“太平盛世”：失业率下降，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经过十多年的动荡、不安和沮丧，人们重获信心。经济发展掩盖了纳粹政治体制的阴暗面。作者写道，纳粹当权后采取强制措施，对人权实行野蛮限制，对不同政见者和犹太人实施暴力手段等等，与此相关的信息和观点，在当时，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认为是荒谬的，是恶意的玩笑。希特勒把纳粹的掌权及社会的重大变化，美化为“民族的崛起”，没有人公开反对宣传部高调喊出的“振兴”的口号。在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候，大众的幽默也适应着这种新变化，站到了权力者也即胜利者一边。因此，在希特勒统治的早期，即使有不满的笑话，也只是小小的抱怨，这叫“怨而不怒”；但是，随着战争的展开，政治压迫的公开化，政治笑话多了起来，而且变得越来越犀利了，以致成为一种难以控制的大众现象。但是，即使如此，作者指出：这些笑话都只是涉及个别的政治人物和社会现象，并没有涉及一个政治体制野蛮形成的过程。
书中还画了一张“幽默中丑陋的脸”，专章收录并分析了德国人嘲笑犹太人的笑话。诸如青春期性妒忌、贪婪、吝啬等等，这些带有严重偏见的、充分反感的、诽谤性的败坏犹太人的幽默广为扩散，甚至传播对犹太人带有暴力恫吓性质的笑话；这些轻松的玩笑，为第三帝国日后迫害犹太人准备了土壤。在奥斯威辛的可怕的事实面前，这些笑话的产生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作者笔下的笑话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心态史、精神史，一部德国人民史。“人民”太抽象了，作为一个名词，就分子构成来说，也不妨置换为“大众”、“群众”。广大的人群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它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利益互动。这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断言：“政治笑话是一种自由的残余物。”他在日记中还写道：“政治笑话要彻底铲除，连根拔掉。”但是实际上，这些纳粹首脑并不完全厌恶幽默，只是这种幽默必须是“流线型”的。第三帝国生产的90%的电影，就是这种流线型的、圆滑的、肤浅而有趣的小喜剧。作者称之为“褐色恐怖”，他指出：“今天我们几乎无法理解，当年人们怎么会感到这种贫乏低劣的作品有趣。尽管上头布置下来的幽默枯燥乏味，但还是受到群众的赞扬。几乎没有一个观众察觉，这些被误认为是与政治无关的风俗剧掺进了难以看透的宣传性内容。”可以看到，对于群众，对于大众文化中的逃避主义、娱乐主义倾向，作者坚持了一种近于启蒙主义者的批判态度。
本书在笑话中夹杂了不少人物故事，反映了艺术家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艰难处境。对一些喜剧演员来说，幽默是生存的手段，其中包括与权力者妥协的策略，但也可以因此失去正当职业，以至生命。国家级喜剧演员海因茨·吕曼享有盛名，在纳粹时代，他固然没有主动献媚，却又接受官方的宠爱；在公开宣传纳粹意识形态的场合，他做出各种努力，争取少出场。但是，作为一种妥协，他又不得不与犹太人妻子离婚。帝国文化协会开除“卡巴莱”演员维尔纳·芬克和他的一些同事，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缺少正面的态度”。他害怕被投入集中营，等到无处容身的时候，只好向前方逃亡，报名自愿上前线打仗，以求摆脱宣传部的控制。他不知道，军队内部颁布了“新规定”，其惩罚条例同样适用于那些“爱发牢骚的人”。这样，他便完全走入绝境了。明星演员罗伯特·多尔塞喜欢拿希特勒、戈培尔这些首脑人物开玩笑，蔑视纳粹分子，拒绝加入国社党，但是他根本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有一次，在德国剧院的餐厅里喝酒，他为了释放这种紧张感，用了最新的“元首笑话”轻松气氛，结果死于在场的政府官员的告密。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政治无所不在。作者用笑话连缀起这些人物的命运，通过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揭示，强烈控诉了纳粹政权敌视自由、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的罪行。
二战结束了。一个“集体疯癫时代”过去之后，德国如何呢？作者仍然用笑话进行讲说。他告诉我们，独裁政权对后世的影响如何深远。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关于纳粹时代的笑话很少在社会上传播，反之，一些谈论幸存的犹太人要求归还被抢掠的财产的笑话却被制造出来了。就是说，历史仍在延续。希特勒死后多年，居然不允许嘲笑希特勒。这样的怪现象怎么可能得以产生呢？
作者愤然写道：人们经过这场战争浩劫，种族大屠杀，什么也不想回忆，什么也不想学到；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拒绝反思和学习。他说：“这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丑恶的浅薄又回来了。德国人蒙起眼睛过日子，这种安于现状的情形，完全跟以往一样。”把纳粹的历史性罪恶拿出来清理，不是由经历了浩劫的一代来进行，而是始于六七十年代的年青一代的诉讼，是他们拯救了德国的名誉、前途，和人类的良知。像批判自己的国家及“元首”这样一类大逆不道的事情，过去只有在外国才可能发生，然而，在德国，其后也终于被容忍和接受下来了。
即便如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今要弄清楚整个国家当年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远，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越来越难了。正因为有感于此，他才动手制作了《希特勒万岁！猪死了》这样的文献片，同时写下这本令人发笑却又笑不起来的书。
在本书翻译出版之际，作者为中国读者做了坦率的说明：他所以会对大半个世纪前的“第三帝国”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是个人的。普遍的理由是，“一个民族必须面对她的历史”。他认为，纳粹时代过去了，而对纳粹时代的探讨永远不会结束。至于个人的理由，对一个至今只有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来说，他只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寻找历史的证词，寻找解释并理解他的亲人过往的生活道路。
人类的出路在于改革，而现实的改革是不能回避历史的。我国最近翻译出版了英国人杰弗里·雷根的一部通俗历史著作，书名叫《愚昧改变历史》，其实愚昧还不止于表现在历史事件当中，还可以表现在对历史的态度上面，就是说，有可能继续愚昧。愚昧是反事实、反理性、反道德的。本书的作者，就是为了对抗这种愚昧——其中，遗忘或可称作“基本愚昧”——而写作的。因此，在本书的中文版付梓之前，作为一名编辑，我愿意写下读后的感受和对作者的敬意，并郑重推荐给更多的中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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