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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3日，张普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通知只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级别的单位，通知上还特别强调此事必须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
张普生是安徽省老年体育协会的秘书长，已退休多年。他虽然职位不高，但却将一个可能是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活动———麻将，推动成为国家竞技项目。
即使在今天，麻将依然经常和腐败、腐朽的事例联系在一起，时不时会成为媒体抨击的焦点。而稍微年长的人应该也记得，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打麻将都不能光明正大，因为被公安机关抓到就是以赌博论处，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判刑，连买卖麻将牌都得要偷偷摸摸。
而这个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突然就改变了，各地陆续出现正式的麻将比赛，到1998年麻将更是进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张普生在其中又做了什么关键性的事情呢？
老干部想打麻将
一篇介绍安徽省田径运动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关于张普生的描述：“(1958年)是芜湖
市田径运动员破省纪录最多的一年，张普生、虞中勤、徐善义还打破了马拉松全国纪录。”张普生在体育界算是小有名气，这也为日后推动麻将进入竞技体育项目积累了人脉关系。退役后，张普生留在安徽省体委工作，并在1981年安徽省老干部俱乐部成立后担任副主任。
1983年前后，张普生和他的同事突然发现，以前挺热门的桥牌和围棋两项活动越来越冷清。张普生说：“这个现象让我有点好奇，难道是我们组织工作没做好？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老干部都偷偷回家打麻将了。一些老干部也不避讳自己这个爱好，就跟我说，能不能在老干部俱乐部里搞次麻将比赛？”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麻将的名声一直就很臭，成了赌博及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早就被打入“冷宫”。不过，张普生没有简单地回绝那些老干部。因为国家体委有很多他当年做运动员时认识的老朋友，张普生决定将这个情况反映上去。
两上北京
四处碰壁
张普生首先找到了国家体委社会体育处处长曾宪越，曾听完张的汇报后表示：理解，但爱莫能助。张普生随即又去了趟公安部，“我满怀希望，但他们很冷漠。”
碰了一鼻子灰后的张普生回到了安徽。一些老朋友听说他为麻将奔走以后，都很担心他。
“虽然已经拨乱反正好几年了，但大家的一些个神经依然绷得很紧。他们觉得我在做出格的事，怕我因此出事。”
北京碰壁的张普生并未泄气，他决定到关系不错的安徽省公安厅就“麻将问题”进行政策咨询。公安厅的一个处长建议老张去调查赌博的历史，这样可以为麻将不能和赌博画等号提供历史依据。
随即，张普生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合肥
，找不到。南京
，也找不到。张普生又想去北京看看。出发之前，张普生向单位借了200元钱，他靠这笔钱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泡了20多天。
“历史上只要统治稳定了，那就会放松对赌博的控制，但在动荡时期，赌博则要受到酷刑。”张普生笑着说。此次北京之行让张普生眼界大开，更加坚定了要将麻将办成体育竞赛的决心。
逆境顶住压力
回合肥后，张普生拿着北京之行的车票到单位报销，一向跟他很客气的财务人员对他板起了面孔，拒绝给他报销。原来，当时的单位领导对张普生热心麻将的行为很反感，不许他报销，另外还要扣发他4个月的工资以抵冲他借走的200元。以前的穷朋友们认为张普生向往“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而更有些好事之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张普生积极推动麻将“合法化”，是为了拍老干部的马屁。
就在张普生感觉人财两空，前路渺茫的时候，他的妻子用行动默默地支持了他。“我妻子一个人在家门口开了几块荒地，种一些蔬菜，全家就靠这个糊口。”张普生说。
在这些压力之下，张普生还是没放弃。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10月11日，公安部下发了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通知。这个通知给了张普生极大的鼓舞。
转机一份神秘的通知
2007年8月13日，张普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通知只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级别的单位，通知上还特别强调此事必须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
“如果没有改革开发的大环境，这样的通知是不会出现的。”张普生长舒了一口气说，“文件中特别指出麻将‘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用具’，说明麻将和赌博不是一回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组织麻将比赛。”
得到政策支持的张普生立即开始组织公开的麻将比赛。1987年，第一届安徽省老干部麻将比赛正式举行。张普生对记者说：“这可能是全国最早的麻将比赛了。”
定局房山会议
1995年底，张普生已经成功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麻将比赛。他觉得，把麻将纳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时，张普生把麻将比赛在安徽省试行情况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了国家体委元老、中国老年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董念黎，并由董在国家体委1996年的新年团拜会上亲手交给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
1996年8月19—24日，国家体委在北京房山水利局培训中心召开了“麻将牌座谈会”。据张普生回忆，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9个省、市13个单位共20人。他在这个会议上，张普生将之前报给伍绍祖主任的报告重新做了一次汇报。这个报告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会后，国家体委社会体育中心将这个座谈会整理了一份《麻将牌座谈会纪要》，向国家体委做了汇报：建议将麻将列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
国家体委党组为了慎重，每位成员都签了名。张普生至今还保留着这份由当时国家体委党组所有成员签名的批示复印件。
1998年4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正式组织编审了《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张普生则成为这个竞赛规则的编写者之一。
“别看我是编规则的，其实我打牌很差劲。好多人上门来请教牌技，我除了规则没什么好教的。”张普生笑着说，“我就是对组织麻将比赛特别有兴趣。”
这个执着的老人，就这样参与和见证了共和国“麻将解禁”的全过程。
(据《周末》周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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