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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9月8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发表演讲，批评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导致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他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赵沁平先生以教育部副部长的身份批评一些大学(这里只讨论公立大学，不包括民办大学，以下同)的功利主义和官本位倾向，对于我们认识大学教育的本质属性、客观分析目前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同一般的警醒作用。本来，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场所，这个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既不能是官场，也不能是商场，而应该是“知识创造的中心、思想激荡的圣地、自由精神的堡垒”。而今，官本位进入大学校园，做官的逻辑压倒了办学的逻辑，其结果必然是，官本位成为大学功利主义的最典型代表，并使大学的功利主义倾向不断强化。
大学官本位首先表现为“管理行政化”。按照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大学拥有包括学科专业设置、教学活动组织、科学研究、招生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但是在现实中，从教学内容的安排、学科体制的确定、教学体例的设定到科研立项及课题经费使用，甚至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的确定，基本上都由行政命令主导，大学很难有相应的自主权，很难按照教育教学的规律办事。相应地，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机关之外，也基本上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
其次，大学官本位还直接表现为“人员官化”。大学有副部级、正厅级大学，大学校长一般是副部级或正厅级官员，特别是近几年来，多名新任大学校长都是由政府司局级干部“空降”出任或升任，而没有形成从不具有行政级别或官员身份的名教授、名教育家中选任校长的机制。自校长以下，一批局级、处级、科级干部职位也引得一些大学教师“竞折腰”。在校园生态趋于实利化、官场化的背景下，大学行政人员普遍多于教学科研人员，行政占用的资源也远多于教育分享的资源，这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沉重痼疾。
鉴于此，解决大学的官本位问题，主要就是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由按照行政逻辑、用行政手段办学，转变为按照教育的逻辑，用符合教育规律的手段办学。当前要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中的规定，落实大学的各项办学自主权，保证这些权利不受行政部门干预。在此基础上，要逐步完善大学自治制度，除国家依法保障经费投入外，还应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形成由学校董事会主导并引入社会监督的资源配置机制。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提倡教育家办学(3月6日《人民日报》)。按照这个要求，解决大学官本位的另一个问题——“人员官化”的问题，就是要由“官员办学”转变为“教育家办学”。为此，应逐步淡化以至取消大学校长的官员身份，实行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更开放的范围内遴选大学校长。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一批有丰富学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富有建树且众望所归的杰出教育家担任大学校长，带领大学师生努力自主办学、民主治校，到那个时候，官本位将在大学校园日渐式微。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9月4日《人民日报》)，我们的大学少一些功利主义，就是少一些只关心脚下事情的人，多一些理想主义，就是多一些关注天空的人；大学少一些官本位，多一些埋头办学的教育家，我们的未来将大有希望。(奚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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