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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汤涌
面对面地坐着，大家才明白一方不是固执地留着狮子发型的保守派政客，另一方也并不是电视上那群头绑布带偏激地怒吼着的球迷们。但是想让中国和日本像法国和德国那样组织一个“亚洲联盟”，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信任
日本众议员冈田克也忍不住在8月28日上午的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上提到了中国青年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2005年北京亚洲杯决赛后，日本电视台拍下了一些情绪失控的中国球迷的镜头，这些镜头在日本多家电视台被多次播放。看了这些镜头的冈田对中国青年人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毫无信心。
冈田是日本民主党副代表和前任代表(该党党首称代表)，日本最大在野党的第二号人物。7月29日，日本民主党刚刚在日本参议院选举中大胜。按照日本学者国分良成的说法：“他们以后可能会执掌政权，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问。”
去年8月3日在东京参加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的安倍晋三，当时的身份是官防长官，现在则是日本首相。
冈田对中国青年的担忧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着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忧虑。中国的80后到底是热爱和平喜欢对话的一代人，还是如有些日本媒体所描写，是一批狂热的偏激分子？
温家宝总理“融冰之旅”后，中日间大规模的青少年交流重新开展。南京大学天文学专业研究生孙宇飞不久前去日本进行过短期的学术交流。访问过日本后，孙宇飞对日本的看法与前大不相同。按照有些同学的戏言，是“他投降了”。“日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亲眼看一看，很不一样。”
他是在网上报名并被幸运抽中参加此次论坛的普通网民之一，为此他专门坐火车来北京参加这次论坛。孙宇飞对冈田的疑问的看法就是：我们对对方都不放心，是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
去掉了一面墙的讨论
8月28日下午，“北京—东京”论坛北京大学分会场在百年讲堂展开，该会场的讨论主题为“中日关系与亚洲未来”。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和媒体人与中国大学生们坐在了一起。
会场的主席台看起来有点像一个辩论会：中方的出席代表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英凡、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
日方代表是冈田克也、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公明党议员上田勇、自民党议员竹下亘(前首相竹下登的弟弟)和丽泽大学教授松本健一。双方各有一位主持人：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和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
去年相应的分组论坛是闭门会议，按照赵启正的话说：“今天的讨论本来这边有一面墙的，是一个内部讨论，今天把墙拆开了，请同学们参加，所以后半段还要请同学们进行讨论，对北大的学生真是羡慕，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
本次“北京—东京”论坛由中国日报社、日本言论NPO和北京大学共同组织的。第一届论坛在2005年举办，当时也是中日双方关系陷入冰点的时候。
事隔两年，经过了安倍的“破冰之旅”和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之后，经过北京大学与日本言论NPO的调查，58.9%的中国市民、49.9%的大学生认为双方关系有所改善。对双方关系乐观的人总体上超过了持悲观态度的人。
在这种好转过程中，民间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身陷困境，刚刚完成改组内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给本次论坛写了一封长信，以表示他对此论坛的重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说，“现在我们设想这一论坛能连续举办10年”。
当然双方从来不是一团和气。在上午的论坛主会场上，日本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就说过，这个论坛应该是一个“可以吵架的地方”。
日本政治家的尖锐问题
台上的4名日本政要和一名日本学者，无一例外地出生于1945年之后，这一批被日本称作“战后出生的一代”的政治家，在日本政坛上正当壮年。除了冈田出生于1953年之外，另外几位都是40年代后期出生的，和多数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不多。
即使在中国媒体眼里，“80后”一代也是经常会受到批评的一代人。
冈田克也说：“能跟中国的年轻一代交流我很高兴。我经常在考虑，年轻人怎么思考问题。我有一个21岁的女儿，我总是无法理解她的想法。我和各位除了年龄上有差距，国家也不同。相信我们互相理解会更加困难。”
“我想向你们提三个问题，我担任民主党代表期间，中国青年发动了反日 游行。网络世界里，提倡中日友好的两国人都被本国人攻击，中国青年攻击日本领事馆和企业，你们怎么考虑狭隘的民族主义？日本作为和平国家60多年了，1972年以来援助中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媒体为什么不多说一说这些事，中国为什么不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挺厉害，城市与农村有差距，城市里居民和农民工有差距，城市之间也有差距，中国的青年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把三个尖锐的问题抛给了台下的青年观众。这三个问题连网站直播员都停了手没有再录入。
“大家把外衣脱掉，不要正襟危坐吧！”国分良成在冈田发言完毕时说，他努力调节一下现场的气氛。
王英凡在冈田的发言结束后回答了他的大多数问题：“在和平和安全方面，我们两国还有一些不信任，这是我们的软肋。当初亚洲杯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是高度重视的，至于日本战后在亚洲发挥的作用和给予中国的援助，温家宝总理也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态度。”
“至于日本入常，时机选择得都不对，那年中日两国关系那么紧张，两国领导人见面都困难，中国怎么可能支持日本？那年我们外交部老被老百姓骂，说我们太软，要给我们补钙。”王英凡说。
最后一个问题被一位提问的女生顺便回答了，“贫富分化问题是我们中国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我们会努力的”。
公明党经济委员会的上田勇议员说，“日本也面临着城乡差距、少子高龄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经验可以和中国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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