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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柏杨再谈中国人，意义大不同。
20年前，一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天下。柏杨横批中国人的劣根性，震动海内外。在当时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柏杨的言论成为尖锐的匕首，刺痛和惊醒国人。
中国文化史中，从来就有柏杨这样的人，但能正常存在的极少，他们往往被当做异数，无法归类，难以评价。
20年后，柏杨因捐书风波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已是卧榻老人，而人们已在关注他的文化遗产该如何保留和继承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说，柏杨的批判立场永远不过时。
20年间，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发生了巨变，国民性格也在因此改变，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又暴露出新的时代病症，而许多犬儒化的知识分子，已基本丧失批判精神，虽不时有隔靴挠痒的意见出现，但多数疑似各种小利益集团代言人在发牢骚。在此情况下，柏杨式独立的批判精神更显珍贵。
20年后的今天，再看中国人，是不是丑陋依然？
柏杨:新闻制造者
从《丑陋的中国人》开始，柏杨就是个典型的新闻制造者，直到他今天卧在病榻之上，依然如此
-本刊记者/杨东晓
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和交接后，柏杨文物馆终于在台湾台南大学(以下简称台南大学)落成，并于今年6月27日举行落成典礼。此前半年多，由于柏杨向大陆捐赠文物而起的风波，至此始风平浪静。
柏杨文物馆建在台南大学两幢教工楼里，在400平方米的基础上复原了6处柏杨生活场景。该馆文物全部来自柏杨的家中，有些甚至是柏杨正在使用的家具。
柏杨和该校可谓因缘际会。2006年12月12日，台南大学授予柏杨“教育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这所大学校史上第一位名誉博士。
台南大学位于台湾最早开发的府城台南，这里文风鼎盛。柏杨与台南的缘分源自1949年，他先执教于台南市立初中，后在台湾成功大学任教。
台南大学张美凰女士说，2006年年末，柏杨把文物捐赠给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消息传出后，台湾文化界纷纷质疑。后经一位和柏杨深交30多年的挚友引介，台南大学与柏杨文物结下典藏之缘。
黄政杰校长和人文学院张清荣院长，读着柏杨的作品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深知柏杨著作对华人世界的深远影响。他们认为柏杨是“华人精神导师”，他的文物若不妥为保管，实在是莫大的损失。
复原柏杨创作生活
柏杨赠予台南大学的文献包括手稿、校对稿、文物、剪报数据、影音数据、相关研究论文、《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和《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及杂文、小说、诗词、其他史学著作。
张清荣院长兼任柏杨文物馆馆长，他认为“柏杨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柏杨文物馆重建了柏杨入狱前的家、绿岛牢房、出狱后朋友提供的车库之家以及目前寓所花园新城的客厅、卧室、书房等六个空间，藉此还原其写作场景。6个场景中放置不同时期文物，大至沙发，小至纸笔、烟斗、药袋，并与台湾近60年来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结合。
出于真实的需要，他们搬走了柏杨家客厅里正在使用的沙发、茶几，书房的书柜等生活用品，DVD等这样细节化的文物也被收入文物馆。
更有些机构提出疯狂要求，想要搬走柏杨家的床。一向乐于配合的柏杨夫人张香华这次只能阻止，她说床不能搬走，一是他现在正睡着，二来这是张能电动调整角度和高低的床，老人用着方便。
去年岁暮那把火
柏杨文物馆落成，台岛媒体争相报道。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新闻的开始。正相反，这是另一个新闻事件的完满续编。
2006年岁暮，柏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57箱文物的消息，给整个台湾社会带来一场震动。尤其在文化界，指责、质疑、赞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反对者声色俱厉地把电话打到他的家中：柏杨你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50多年，现在怎么可以把东西捐给大陆，让“文化资产外流，你像话吗？！”
台湾文化界在对柏杨的文化资产没能全部留在台湾表示遗憾的同时亦有反省和举措。柏杨的创作生涯始于台湾，他自小说、杂文开始的文学生命和人权斗争与台湾民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跨越和见证了台湾的不同时代。
台湾“文建会(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曾于2006年11月初到荣民总医院看望病榻上的柏杨，并表示了在绿岛设置柏杨文学馆的意愿，希望柏杨手稿能留在台湾。但基于台湾“文建会” 7年换了4任主席，文学馆筹备7年换了6个筹备馆长的乱象，柏杨张香华夫妇还是觉得把作品送到大陆比较安心。张香华公开了他们的想法，并希望台湾媒体“不要抱着狭隘心态看此事”。
在位于台北新店半山那处能够遥瞰台北市全景的柏杨家里，2006年12月15日上午举行了一场简朴隆重的捐赠仪式。从北京飞到台北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柏杨的捐赠。
此前两天，87岁的柏杨还卧病在医院。张香华考虑到在医院举行仪式，镁光灯的闪烁会打破医院的安静，所以就在12日那天，把柏杨接回了家。图片资料显示，当时柏杨还插着鼻胃管，身形消瘦，但精神矍铄。
柏杨20年的好友周明代表现代文学馆致词说，“此举乃柏杨先生的义举和善举，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并表示“这些宝贵的资料虽然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珍藏，但它将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所共享”。
出席捐赠仪式并与柏杨夫妇有着多年友情和长期出版合作关系的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说：“柏杨的部分手稿捐赠到北京是好事。柏杨喜欢反复修改文稿，故从他的手稿中可以看出他思考的历程，共享中华文化的资源是有意义的。”
2007年8月底，来北京参加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的王荣文再次谈及此事，认为“这件事唤起台湾整个社会对作家手稿文物的重视，特别是在未来数字化的时代作家手稿的保存和共享”。
“让全球华人共享，这是在我赴台之前文学馆领导层集体决定的。”周明告诉《新世纪周刊》，“台湾报纸非常喜欢两岸分享这句话，很多媒体做了转载。”
周明清楚地记得12月21日他们一行要回大陆时，到柏杨的床前辞行的情景。
柏杨对张香华说：“我要起来和他说话。”张香华劝他：“周明忙得很哪，外面又下着雨，他还有好些事。”
“不行，我要和他说话。”在柏杨的坚持下，他被扶起来穿衣戴帽、围好围巾、插着鼻胃管、全副武装地坐着轮椅出现在客厅。
柏杨说：“这件事是一种缘分，我是不动摇的。希望大陆的同胞多来台湾走走，能对台湾增加好印象；希望台湾人也多到大陆看看，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慢慢地融合，了解了就好了。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大陆呢。”
回忆至此，周明起身去翻一本使用经年的电话号码本，因为已经断裂成几沓，所以他为了找到扉页而翻了很久。“柏老送我出门时说了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说：‘周明，我给大陆的这些东西，不是人情，这是友情，而友情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我一出门就记了下来，当时手边只有这个电话本。”
柏杨捐赠的11742件文献文物于2007年2月7日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布成立“柏杨研究中心”筹备小组，拟邀请大陆、台港澳及海外研究学者参加该中心的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说：“这批文献文物虽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但对所有研究柏杨的人都是开放的。”
现状：封笔不封书
张香华在2006年9月8日，写了一篇很形象的文章《酒店打烊，我就走》。她说，柏杨在这年2月看完自己每月在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后，亲自给潘耀明总编写了封信，说明这是他创作的句点。
“现在，他要向最关心他的读者说：你们慢慢读我的书吧！我要多睡睡觉。好吗?”
这一年，柏杨的确睡了很多觉——六次住院治疗，出院后在家每天睡得像个婴儿。
现在，88岁的柏杨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坐在轮椅上。他的女儿崔渝生说，“父亲去年还能柱着拐棍走来走去，今天只能坐轮椅了”。
坐在轮椅上的柏杨，精力好的时候听张香华跟他讲外界的新闻、听护理给他读报。听到不愿意听的内容，他会做一个简洁的评语：他妈的！
轮椅上的柏杨仍然在释放着他所特有的高能量。他的读者一代又一代地来买他20年前、10年前出版过而今再版的书。
在2006年至2007年间，他的《柏杨品三国》、《柏杨品秦隋》、《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年表》、《柏杨曰》等著作在两岸再版。其中《柏杨品秦隋》、《柏杨曰》是他封笔后首次在大陆发行的书籍。
柏杨书热
印行九辑36册的《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2006～2007年中国大陆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是1985年“台湾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从1983年到1993年按期出刊，总共72册。
作为第一部官修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君臣事迹、历代兴衰为主，以期给帝王镜鉴。这套被梁启超称为“帝王教科书”的繁卷，无论对帝王还是对百姓，都更像“天书”。
以帝王称谓为例，多少人知道“孝钦慈禧端佑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天兴经显皇后”就是慈禧？柏杨白话的经典之一就是，把那些修饰成分全都抛却，用最简单的人名准确地直指每一个人。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从2006年7月至2007年3月，8个月出齐全套36部，取得可观的市场销量。
20年前
中国人熟知柏杨，源于20年前一本《丑陋的中国人》。
这是柏杨对华人世界最具警醒作用的作品，他说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被“千年酱缸”酱成了“干屎橛”。
在20世纪80年代的海峡两岸，这种论调太过惊世骇俗——“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季伦评论说：柏杨的文化批评,尽管对于中国文化批判得不遗余力，但其立足点显然可归为“感时忧国”的传统。正是基于这一点，港台及海外华人在最短的时间里结束了这次大脑的震荡，并在最早的时间里接受了柏杨对于丑陋的批判。
尽管如此，台湾还是有人骂柏杨是“恨自己同胞的蟊贼”。
大陆对于柏杨的接受也经过了几番阵痛——1991年，《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柏杨。同年，他的故乡河南辉县拆除了3年前为他树起的一座高大胸像。
《丑陋的中国人》最初是通过民间渠道从香港进入大陆。短暂的批评过后，马上掀起一股“柏杨热”。极力的推崇致使在随后的一些社会风波中柏杨被视为祸首。当时《光明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社论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曾使我们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取；但是，枉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在这次严厉抨击之后，书被全面查禁。
正因为他还说了：“鸦片战争是外来文化横的切入，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于是在批判全盘西化的时期，声讨其“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声此起彼伏。
柏杨对国民性既打脸又揭短的作法，使人们突然间对酱缸之说无法接受，在更多的中国人心中，中国传统文化只能与“优秀”一词搭配成偏正词组。
震及邻国
在一时的热血和感情用事后，柏杨的各种书籍在大陆随处可见。在2004年之前，这些都是没有获得授权的出版物。
时隔19年，2004年8月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第一次以柏杨授权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陆，仍然畅销。是年，上海《书城》杂志票选《丑陋的中国人》为20世纪最后20年影响中国最大的20本书之一。
柏杨在大陆引发的第一波震动，还波及到了日本。在柏杨发起丑陋问题的大争议的11年后，《丑陋的中国人》在日本已出到第21版。
说本国人丑陋，并不自柏杨始。美国公民写过一本《丑陋的美国人》，结果被美国国务院拿去当了镜子；日本驻阿根廷大使也写过《丑陋的日本人》，作者马上革职面壁。
柏杨说中国人丑陋，结果由此产生的争论，一直持续了10多年。
柏杨的学位
柏杨于2006年12月12日年近88岁时得到名誉博士学位。柏杨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学历丰富，但是在获得台南大学博士学位之前，却连一张毕业证也没得到过。
从他郭定生这个小时候的名字上看，他的父亲最初希望儿子能够修身齐家。郭定生同学在体罚教育的年代恐惧、气馁与绝望，12岁那年决定投井自杀。碰巧一位挨打族的难兄难弟告诉他一个逃离苦海的办法——肄业考百泉初中。
小学没有上完的郭定生考取了百泉县立初中，他是学校里国文最好的学生，国文老师刘月槎给他批的作文“甲上”，这使得郭定生总感觉自己是名优等生。
校长梁锡山格外重视教学质量，总是要求周日补课，这种苦心郭定生无法理解，跪罚使他敏感的神经彻底崩溃，终于与梁校长发生了肢体冲突。
初二被学校“张榜”开除后，郭定生跳级考入省立的开封高中，改名郭立邦，说明虽然此时父亲已经吸上了大烟，但是这个曾经的县长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治国平天下。
1937年，郭立邦高二没上完又考上了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一心想上大学，但没毕业证，他于1942年买到一份甘肃省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件，考取甘肃学院法律系，第二年就被拆穿，大学又被开除了。
在陪都重庆他涂改了“郭一同”的简历，考上东北大学。于是郭衣洞这个奇怪的名字就伴随着他，直到人们知道了柏杨。
这个名字虽然使他获得了考大学的资格，并直接考入三年级，但是后来的生活也却如“衣洞”二字所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偃蹇困顿、颠沛流离”。
那个使他考上大学的名字于1947年被学校查出是使用假证考入大学，于是大学毕业证也没能拿到。
柏杨的学习经历中充满着跳级史和肄业史，无论哪个阶段都没能按部就班地学习过。
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柏杨从1951年起开始的笔耕和独立思考，在1999年香港举行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柏杨被“定位”为“一位无法归类的作家”，八场讨论涉及思想、杂文、史学、报导文学、诗、小说等，而他写下的文字则有2000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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