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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人口流动性极小的村子。照老村长周来宏的说法，1981年他主持全村分地的时候，稻玉村三组是250个人，到1997年分地，15年间，人口变成了317人，仅多了67人，人口的增数完全来源于出生人口、嫁入人口与死亡人口、嫁出人口相抵后的净增长。周来宏说:“这里的社会关系极其单纯。”
稻玉村的集体生活尽管从80年代就已经瓦解，人们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和自我利益，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完成的。很多人还没脱离计划分配的习惯性力量，另一方面，这个偏僻山村资源的有限使人们仍要寻找某种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并存的折衷方案。它们给村子里未来的争端埋下了祸害。
稻玉村的用水问题就是一个常引发争端的领域。因为居住分散和地势原因，自来水在这里的推广并不顺利，大部分村民仍然使用深井水。比如，朱家、刘家要和其他30户人共用一个井。
由于其他普遍存在的偷水问题和水管老化使每个月的水价都有变化。“水要通过电泵抽上来，根据每个月耗电量的不同，水价随之调整。”一个村民说，如果一家故意欠费或者缺乏自律，其他家要为此分摊费用，由此引发的斗殴近年来在村里屡禁不止。
2002年，朱占功、朱景林和朱计功之间就遇到了类似争端。这30户人原先是雇用打井公司的人帮助抄表，每个月支付15块工资。后来，大家一商量为了省掉这笔钱，由30户人自己轮流抄表，一个月轮一次。轮到朱计功抄表的那个月，水费计算出了问题。之前几个月，一方水价是5毛钱，这个月一下子涨到了1.5块钱。用水的30户开了个会，认为要查一下各家水管，是否出现漏水。查到朱计功家，发现他家每月都少报了用量，水表一个月来积了80立方水。“30户都派代表讨论了，一致认为，朱计功要按多出的1块钱水价补给大家80块钱。”一个参与讨论的村民回忆说，“但朱计功坚决不交这钱。为此，刘春凡还跑到对门的朱景林家大骂，认为是朱景林以村长之权跟她家过不去，故意整她们。刘春凡的儿子还拎了把刀闯到朱家，虽然没动手，却把朱景林的老婆给吓昏过去了。”“这以后，这一家人的关系更是无法挽救。”
分地后患与修路
冲突更深刻的根源是当年土地分配遗留下的隐患。
在1981年那次对稻玉村最重要也是决定后来20多年利益格局的土地承包分配里，稻玉村的村民们用一种简朴的办法来做到分配里的公平
稻玉村的土地情况比其他村复杂。全村都位于丘陵地貌上，地势高低起伏，造成村里土地质量的差异非常大。“稻玉村没有外来人口，每一户几乎都是坐地户。这样，村里土地虽然面积不小，但对于稻玉村的人，就像是自己的儿子，哪里有个痣，哪里长个痦子，一清二楚。不能光按面积来平均，哪家分的地肥了，哪家的瘦了，肯定不行。”周来宏说，哪儿有一点做得不公道，都会出乱子，惹是非。
不过稻玉村向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这个略显沉闷的陕西村落是个疏离于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地方，它形成了自己的智慧和规则。周来宏和村民们最后讨论出的办法就充满了原始数目字管理的精神。“我印象里没有哪一次分地，像1981年分得那样细致。”他说。
农民们最后以整整半个月用麦糠把每一块不同质量的土地都勾了出来，他们把勾出的上千块地根据产量分为四等:500斤以上的是一等地，350斤到450斤的是二等地，200斤到300斤的是三等地，150斤到200斤之间以及少量50斤的是四等地。他们算出全村所有四等土地的面积，得出总产量。根据1981年的人口，当时每人分到的产量是700来斤。700斤产量的土地组合则由抽签来决定。这样的公平分配带来的弊端，就是农民们拿到手里的地往往是极为分散的:运气好的，几块地还能邻得比较近;运气不好的，不仅土地分散甚远，还不成整块，极为零碎。
它的后续问题在于，根据土地政策对农村土地“三年一调”时，一些家庭因为增减人口的原因要退还村里一部分地，但因为地块过于零散，即使拿出这小块地也往往无法给别人耕种。周来宏说，这样，村委会决定拥有这些多余土地的农民可以不用回收村委，但是要按照每100斤产量上缴20块钱的比例每年给村里交纳承包费。
政策延续至今，这些地事实上缺乏有效管理。从1997年土地调整开始，那些多余土地已经基本就再也没有向村里上缴承包款了。它无形中，至少在承包者的心里，已经变成了私有财产。这些所有权不清的地，尽管总量有限，却迟早会引发冲突。它们像随时可能会被引爆的火药筒。朱家原本的家族恩怨和2005年村里突然开始的“修路”就成了那根引子。
刘智玉在1980年分地时比较走运，他分到的地比较集中，只有两块，最大的一块是果园，还有就是朱家门口那小块。
1997年土地调整时，按规定，刘智玉家有一个女儿出嫁，要退出一部分地。另外，照周来宏在任时定的政策，每家有小孩考上大学，不收回全部份额土地，应考虑上学用钱的因素，给小孩保留200斤产量的地。1997年，刘智玉家上大学的儿子毕业工作，当年保留地也要退出。两块加起来正好是7分左右大小。这块本应退回村里的地从1997年开始由刘智玉承包。这也是朱家坚信最终能要回那块7分地的原因。“本身就是多余土地，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跟村里置换土地。”朱海功说。
朱计功和刘智玉里外的强硬让这件事10年来僵持不下。直到2005年，周至县一则“各个村‘硬化出村道路’”的修路通知打破了平衡。如果不是修路，稻玉村的确很难会动到这些10年前的存量土地。村委统计结果，共有14家农民有村里的承包地，刘智玉家是其中之一。修路小组的负责人王文玉说:“村里想修路也是很多年的事情了。出村的道路泥泞、狭窄，因为村民的耕地，很多路段的实际路面不足3米宽。村民开会，大部分都是投赞成票的。”
王文玉说，一部分上级拨款和一部分村民集资都及时到位，修路遇到的最棘手问题倒不是资金。“3米的路面，要拓宽到5米，相当于把原来的村路延长的1.4公里，这部分道路用地需要占去农民用地4亩，村里需要拿出相应的地补偿给被占农户。”王文玉说，“因为土地质量的参差不齐，我们在补偿地问题上也承诺，‘占近地补近地，占好地补好地’。”
做起来并不容易。14家农民的承包地都比较分散，“让他们把吃进去的地再吐出来，动员工作并不好做”，王文玉说，态度最为强硬的是刘智玉。
刘智玉的抵触有明显私人恩怨掺杂在里面。他当然知道，朱景林将自己在路西的地腾出来给村里修路了，而朱的意图很明确，希望村里把刘智玉的地换给朱家。
刘智玉在反复交涉后做出让步:可以退出多占地，但只能让出果园的一块，不让门口的。“果园那块地很远，朱景林当然不答应，也不符合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补偿原则。”王文玉说，修路小组向村、乡、县逐级申请了土地强制执行令。2006年2月，王文玉和稻玉村副村长带人到刘智玉和朱家分界线上栽了“界石”，正式确定了那块“7分地”的所有权。“没想到，第二天，刘智玉的儿子就跑到我家，在我屋子中间挖了个坑，放块石头。”王文玉说。
这只是稻玉村一系列冲突的开始，朱家和刘家的矛盾再次升级。几个月后，刘家带了十几个人砸了朱家，双方在这场被称为“周至县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械斗”中两败俱伤。朱家的几个人受伤被送进医院，刘家的三个人被警方抓了起来。
之后不到一个月，朱景林死了。警方在随后的侦查中确定，让朱景林致死的是一种常用有机磷农药，基本判断是人为投毒。刘春凡于是被警方传唤协助调查，25天后，她被释放，警方找不到足够物证。一名村民说，比起已经有了明确凶手，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他们现在内心更加不安。流言在私下里盛传，大家都怕祸及自身。他们担心，这个家族的仇恨已经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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