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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救助这一带村落的每一个艾滋孤儿，志愿者们除了靠活动室吸引主动上门的孩子外，还要四处寻访辍学在家的孩子。
“最远的时候，我曾经徒步一口气走过20多公里，花了大半天时间。”朱昭武说，“去年一家北京的公司捐助了一批山地车，我们才告别了步行时代。之前，所有的志愿者都是‘竞走运动员’。”
而与艾滋孤儿的遭遇相比，朱昭武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
他告诉记者，当地很多孩子被艾滋病毒夺去了父母和家庭。就算是父母尚在，也基本丧失了生活能力，活着的日子不多了。这些孩子大都处于无依无靠的地步，“很多孩子辍学在家。”何建章这样描述这些艾滋孤儿：“(他们)生活很困难，前途也很迷茫，心理上也遭受着很多折磨。”
志愿者们向记者透露，艾滋孤儿内心由于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并不是每个孩子进入救助范围后都能够积极地接纳志愿者。
何建章至今对他帮助的第一个艾滋孤儿姗姗(化名)印象深刻：“她是一个很端庄的小女孩，但就是对谁都不说话，整天板着脸。”刚开始的时候，姗姗甚至故意躲在厕所里面，不肯到教室上课。
为了让这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重新开朗起来，几个志愿者天天都陪她说话，和她一起唱儿歌。“几个星期后，姗姗比原来开朗了很多，甚至喜欢在课堂上发言了。毕竟是孩子，当我们真诚地和他们交流时，还是会让这些孩子打开心扉的。”对此，何建章感到很欣慰。
据统计，接受过“东珍”各种方式帮助的小孩，到现在已有500多人。
“挪用捐款”风波
随着救助活动渐入佳境，志愿者们又开始遇到新的困扰。
2004年，网上出现了一些谣言，说“东珍”内部的员工私自挪用受捐的资金，利用“东珍”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尽管作了很多努力，一些员工和志愿者还是选择了离开。”想到这些，李丹依然气愤不已。
他向记者表示：“‘东珍’的运作，自始至终是完全透明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东珍”文化传播中心是在北京市西城区工商局注册成立的，此前民政部门一直不接受他们的注册申请。“有别于普通的公司企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东珍’就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我们的活动全部都是非盈利性的。”李丹解释说，“‘东珍’的日常运作和孤儿资助计划，都有着严格的项目预算。”
“所有捐资的来源、数额、用途、受助对象的情况，我们都会在‘东珍’的网站主页上公开，同时艾滋孤儿的个人资料我们都会全部保密。”李丹说，“我们的钱都是直接用在项目上，绝对不经过第三方。”
记者还得知，目前“东珍”只有7名正式员工，主要的工作更多是由大学生志愿者承担着。
梦，戛然而止
在李丹的设想中，要设立一所正式的学校，提供小学乃至中学的全程教育，然后给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艾滋孤儿颁发文凭。
“因为普通学校很少愿意接受这些他们眼中的‘问题’儿童。”李丹说，“但是我们这个设想一直没有实现，在向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申请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他们一直不批准。所以我们就以活动中心的方式开展活动，提供一个场所，让孩子们经常来玩。”
就在李丹还在为这个设想四处奔走的时候，“东珍”的河南项目却忽然在最近停止了活动。
2007年8月29日，“东珍”北京总部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并向外界发出了《东珍河南艾滋项目暂停声明》。李丹在这份声明中写道：“暂时停止位于××市的河南艾滋病项目(AIDS孤儿资助项目和艾滋病高发村活动中心项目)，并开始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沟通。”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当地的那些艾滋孤儿。”李丹叹了一口气。
［名词解释］
艾滋孤儿：指艾滋病患者死亡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他们本身并没有感染、携带艾滋病毒。(高耀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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