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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以来，围绕气候问题展开的一场场风暴级的外交斡旋，成为国际政经舞台的主要节目：6月的八国峰会，9月的联合国大会，11月的中欧首脑会议，气候都是主要议题……数字会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什么叫热点：近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参会人数多达1万人！拿外交人士的话来说，“谈气候问题，五六千人的会议都算不上‘大’会”。
在中国，今年关于气候问题的重大举措也接二连三：1月，中国“国家气候智囊团”——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立；随后，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成立，并于6月初正式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9月初，外交部宣布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机制；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阐述中方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气候问题之所以牵动全球政治家的心弦，还是因为它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和不可回避的矛盾。在改善气候条件的技术水平难以很快提高的情况下，气候与发展在不少时候已经成为敌对面，让国家管理者顾此失彼。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国内推行节能减排时所受到的冷遇和白眼，便是一例明证。而美国总统布什强行退出《京都议定书》，其国内经济界的强大压力也是重要原因。
在强大的内部压力下，外化危机成为西方政治家的选择。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因经济发展需要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西方国家的政客找到了释放内部政经压力的新对象。
在此次胡锦涛主席访问澳大利亚并出席APEC会议之前，澳大利亚总理派他的特使来到了中国，向中国外交部、国家发改委以及中国气象科学家等推销澳大利亚的节能减排新方案。澳大利亚是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其推出这一方案的目的既是为了改善自身形象，另外也是在亚洲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施加压力。
而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急需的环保技术，发达国家却壁垒森严。比如说，中国煤的储量十分丰富，如果中国掌握了“碳捕获与储存”技术，那么中国就可能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大为降低的同时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但直到今天，西方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仍然不肯对中国开放该技术，连“低价转让”也不同意。这自然会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心存疑虑：既然环保是一件有利于全球的“共同”事业，那么西方发达国家能不能负责任地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环保技术，而不是利用手中的技术，企图再次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努力中榨取暴利？
当然，企业也是节能减排事业的直接相关方。可像美国和欧洲一些大企业，现在热衷于向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做出明确的减排承诺；而一些跨国企业一方面将环保理念作为招徕消费者的旗帜，一方面却将污染企业或工业垃圾转移到其他国家；另外人们还存有这样一个疑问：在环保新技术的应用和新能源发展需要淘汰老设备、增加当前成本的情况下，政经精英们能否做到着眼长远？
当然，注重环保、节能减排，也是中国人自发的选择。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中国政府已经在国内掀起了“节能减排风暴”，中国政府8个部委于5月开展全国性清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专项大检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中国科学家们也正加强对新能源和环保技术的研究，力争占领这个科研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同时，中国国内关于环保的推广活动渐成燎原之势，环保这个词汇已经成为时尚的代名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人已经建立起在环保方面的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意识，头脑中的环保风暴已经开始横扫中国。
实际上，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时，这一个问题最值得人们关注：当节能减排涉及自身利益时，人们是否能遏制住内心欲望的膨胀，在现实发展的需要和未来人类安全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可喜的是，在今时今日，各种族各国家各团体的人类精英们至少已经拥有近似的对人类未来生存环境吉凶的预判，他们开始坐下来负责任地谋划明日世界。尽管还有眼前利益的争夺，还有互不相让的交锋，也避免不了利润和舒适的诱惑，但毕竟，对迎接气候的挑战，人类已经起步……这一刻，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人类需要智慧、理解和宽容更甚于机巧、自私和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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