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不能成了耻辱的包袱

　　多年来，“九一八事变”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至今，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在“九一八”事件的76周年之际，传统与网络媒体上，我们也处处可见“国耻日”这样的提法，许多评论中也都是对“九一八”这样的“国耻日”进行反思，并希望通过“国耻日”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去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九一八”是一个所有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不仅在9月18日之际，而且在其他的日子里，中国人也都应该记住“九一八”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更需要让他们记住“九一八”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以及所含有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还是媒体上的文字都是反思“九一八”事件不可缺少的媒介，但对于一直称“九一八”为“国耻日”，笔者认为是不是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日子。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丹尼斯?普瑞格认为，西方倾向于用正与邪来判断一些事情，而东方却更倾向于采用荣与辱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样的划分，而且两者可能往往是互补的，在不少情况下并没有绝对的区别。但这一说法有值得思考的一面。显然，对于一些事情，用荣辱观来判定，会更符合我们的传统，因此也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应。但是，在荣与辱之外，如能再多一些正与邪的思考和分析，也会有助于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把握和理解。

　　把9月18日视为“国耻日”就是一个例子。同样是对二战中纳粹在欧洲犯下的罪行，西方国家更多地采用了正与邪的定义，纳粹攻占欧洲的许多国家并非只是给那些国家带去耻辱，而是纳粹邪恶的表现。在美国等盟军的帮助下，欧洲国家最终打败了纳粹邪恶的势力，主持了正义，把那些战犯送上了审判台，参与那些罪行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美国方面也是从正与邪来做出定义的，并以此对下一代进行教育。日本军国主义攻击珍珠港是对美国人犯下的罪行，并非只是让美国人蒙受了耻辱，由此美国向日本宣战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报仇，而更是要参与到主持正义的一方，与中国等亚洲国家一起向日本军国主义作战。在美国官方的珍珠港事件纪念馆网站上，我们读不到“耻辱”那样的词汇，在网站的首页，传达出这样两方面的信息，一是纪念那些在珍珠港事件中牺牲的美方军民，二是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向日本邪恶的军国主义宣战的转折点，正义的战争并非是以复仇为动机，更是保卫国家、保护无辜、惩罚邪恶、伸张正义。

　　显而易见，对于“九一八”事件的纪念，有些国人忽视了正与邪，认为中国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日本法西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永远不能消除的耻辱。“知耻而后勇”，这样的看法当然会有助于我们提升奋发进取的精神。但是，如果我们还能以正与邪来看“九一八”事件，或许就会更符合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九一八”事件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当时不抵抗的中国军队，也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因为，一个国家的军队的最高职责就是保护国土不受外敌的侵犯，对外敌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也就是属于卖国的罪行，也是需要承担历史罪责的。但从根本上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所有罪行的源头，因此“九一八”更应该是一个开始全面邪恶的起点，这也是更需要我们永远铭记的事情。我们是为了世界和平而铭记“九一八”，铭记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邪恶。

　　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与纳粹法西斯都是邪恶势力，而在8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会同盟军则是与邪恶对立的正义一方，最终，正义战胜邪恶。正义的一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军国主义、纳粹法西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前，日本还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的攻击，整个国家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严格地讲，二战中的邪恶势力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造成的灾难并非是邪恶一方所受惩罚就能弥补的，但当时正义的一方接受了邪恶一方的投降，因为正义的一方并非是要做到完全对等的报复，而是以邪恶势力无条件的投降作为二战的胜利。中国军民经过8年抗战，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也成为正义一方中的战胜国之一。我们把“九一八”视为“国耻”，不是为了一直背着耻辱的包袱，那样的话，也难以走出“九一八”事件带来的仇恨。虽然仇恨有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动力，但它有可能会扭曲自己，并有可能造成“父债子还”的仇恨延续，也有可能会给新滋生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以借口。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九一八”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造成的，并以此来辨别新的邪恶，激发国人既要在和平崛起中去富民强国，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去面对任何外来邪恶的挑战，为捍卫世界和平、亚洲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才是“九一八”纪念日需要传达的信息，而不只是要将“九一八”铭记为一个“永远不能消除的耻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