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街头宣传防骗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职人员的身份，往往带给人们信任。有些人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行骗，屡屡骗得巨款。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刘中检察官从4起案件(剖析-编者加)——
近一年多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查办了数起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职人员实施诈骗的案件。与其他诈骗案相比，这类案件不仅涉案金额巨大，还给国家机关、部队等部门的威望造成很大损害。对于受骗人，不但损失金钱，而且往往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误入歧途、贻误终生。
假冒将军招生骗得1900余万元曾经三进宫的范垂礼此次作案时已年过古稀，他伙同滕喜杰等冒充军人，以能帮高考落榜生上军校为名，招揽生源。范垂礼冒充部队“将军”，李宗政冒充“军长”，梁秀廷冒充部队“干事”，刘建勋冒充部队院校局“局长”，与学员家长见面，骗取众多学生、家长的信任后，还采用了为入学人员提供伪造的军人身份证明、军官证、大专学历证，购买军服、军衔，安排学员进行军训活动等手段，制造骗局，在全国范围内骗取了140余名学生、家长1900余万元。
案发后，范垂礼被判处无期徒刑，滕喜杰、李宗政、梁秀廷、刘建勋等被处以14年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假冒国务院领导“捞人”捞走790万元王富桥为自己编织了一段丰富的“人生经历”:早年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总参谋部“工作”，23岁就当上了“总后勤部的科长”，时任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中办机要局副局长，还是一位易经大师、古董专家。
王富桥得知亿万富翁袁某某因涉嫌雇凶杀人被公安机关羁押，便把诈骗目标锁定在救夫心切的袁某某之妻身上。王富桥先是假借能解风水制造玄机，让她对自己深信不疑，然后以自己是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的身份，能给中央领导递材料捞人的名义，不断向她要钱，共计骗得人民币790万元。
2007年4月，王富桥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假冒报社副总编“帮人调动”调走379万元刘永红曾在某全国大报海外版上市周刊做过1年的临时工。一段时间以来，刘永红假冒该报社副总编、厅部级领导干部等身份，以能帮他人办理晋升职务、调动、安排工作等需要活动费为名，先后在北京、湖北等地，多次诈骗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379万元。
2007年5月，刘永红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假冒局长诈骗银行“诈”到手8200万元51岁的农民刘树林几乎不识字，2004年前在家种地；40岁的廖梓宏是刘树林的妻子，来京后在饭店打过工；52岁的王建国曾是在北京卖皮鞋的个体户。然而这3个文盲，以空壳公司为幌子，由王建国假冒成正在筹建的“退役物资管理局”局长，持伪造的中央军委文件，谎称负责处理军队退役物资工作，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四部副经理于天来处，骗取8200万元，并将大部分赃款挥霍，银行因此损失6600余万元。
去年11月，刘树林、王建国因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廖梓宏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这类案件的作案手段有4个规律
一、假冒较高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军职人员
这一方面是为了取得被骗方信任，诱使他们不惜血本地投入，另一方面是地位较高、身份神秘，被害人不易核实其身份。如王富桥、刘树林均假冒机要局秘书、军中高官等，身份特殊，被害人难以核实。
二、犯罪呈现家族化、团伙化这4起案件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家庭参与:范垂礼诈骗案中，其女儿、干孙女帮助送学生到“军校”、传送假证件。王富桥诈骗案中，王富桥假冒国务院工作人员，其儿子王勇(另案处理)与王富桥兄弟相称、妹妹(另案处理)与其表兄妹相称，他们四处炫耀王富桥的能力、职位，在居住地人员登记中，虚假登记王富桥是中央党校主任。
三、注重“身份包装”，犯罪手段更具欺骗性
以往的诈骗犯往往全凭一张嘴，天花乱坠，骗取钱财。但上述案件中的诈骗犯都很重视自身包装，在犯罪初期投入一定的财力、物力，自己进行全方位包装。在刘永红诈骗案中，刘永红在老家四处招摇，与地方官员结交，出入人马车辆十分气派。在北京租用某报社老干部局的房屋，伪装成办公现场，租用“7777”号牌的奥迪轿车，伪造“警备”、“安全”牌照，住宿则选择“台湾饭店”等高级酒店。在王富桥诈骗案件中，王富桥自己购买奥迪轿车，悬挂警灯警报、车窗前摆放各种证件，制造自己“上面有人”的假象，缺乏警惕的被害人很难识破其“庐山真面目”。
四、有相关工作背景，对假冒身份的部门较了解
这些诈骗者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军、政工作背景。如范垂礼解放前参军，并立过战功，解放后在国家机关工作多年，后因犯罪被开除公职。刘永红在某报社作为编外人员，做过辅助工作。王富桥曾在某大机关刊物调研部做过主任，虽然属于外聘人员。因此，他们对于机关、军队的人事、行政等相关信息有所了解，故而谈吐上会打“官腔”，对被害人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案件暴露出被害人存在的问题
这些案件被害人均有非正当利益的迫切要求，甚至有些利益要求是非法的，这就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从范垂礼等诈骗案来看，子女高考落榜是家长的一大心病，面对不符合常规的招生渠道和招生单位，虽然明知自己的孩子不具备条件，但家长们仍愿相信“钱能通神”，指望办事的人能够办成。
很多人坚信“有事找大官”，冒充国家公职人员的犯罪分子就利用了这一点。被害人往往被表面现象迷惑，没去思考、核实自己看到的情况是否真实，最终被骗。对王富桥、刘永红等诈骗者，鉴别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向其索要办公电话，或提出到其单位，就能撕开骗子的伪装，但被害人均未这样做。
这些案件的被害人无一例外地是想通过金钱开道，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做法可行，致使一方面给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也对骗子在行骗中所暴露的不合常理的漏洞熟视无睹。这也是造成被害人上当受骗的一大原因。(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齐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