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绽百出
法院穷追不舍让假记者现形
今年5月上旬的一天，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突然来了一群人。这些人自称是某建筑公司的员工，要求法院改判他们公司的案件。
“我院在严抓案件质量的同时，十分重视信访工作，对一些重点信访案件，我都要亲自督办。”营口市中院院长杜林奎对记者说，“这起案件听说有记者参与，我更加重视，可是在当天我们并没有发现所谓的记者。”
“随后，我向来访人员解释：‘此案是经过省高院和最高院裁定的案件，营口市中院的做法不存在违法问题，请你们尊重法院的判决。’”
一个多月后，这群人又一次聚集到法院门口附近，这回还有记者拍照。
法院将这些人劝走后，一名自称是《社会新闻报》首席记者高扬的人来到营口市中院，要求对这起案件进行采访，并对这起案件的判决提出质疑。
法院工作人员接待高扬后，就案件的有关内容对其进行了说明，表明了案件结果的合法性。
可是，高扬并不罢休，又到营口市宣传部、政法委、纪委、人大等有关部门采访，试图通过这些部门向法院施加压力，让法院改判案件。
营口市中院坚持认为，这起案件判决不存在问题，不能改判。
高扬见通过强压无效，便于6月16日在《社会新闻报》以《百余人上访质疑“零上访”》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并通过邮寄方式将这期报纸寄给了国家有关部门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及辽宁省的14个市的中级法院。
营口市中院在收到高扬寄来的《社会新闻报》后，除了对报道内容本身有异议外，还发现了报纸本身的很多疑点。
首先，从纸张和印刷质量上看，这份报纸十分粗糙，个别照片上的人物甚至都变形了。另外，报头处标注的“获中国政府特许在内地发行此报刊”字样，让人有一种“此地无银”的感觉。
随后，营口市中院派人拿着报纸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去核实《社会新闻报》的真伪。
得到的答复是：“《社会新闻报》没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使用的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813—4995出版，为境外出版物。该样本未经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口，不允许在境内发行。”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答复令杜林奎眼前一亮，因为这至少说明所谓的《社会新闻报》是不允许在境内发行的。那么，这会不会是打着境外旗号出版的非法出版物呢？
紧接着，杜林奎根据报纸上标注的社址和进口代理的中国图书进出口深圳公司的地址，又派人到香港和深圳两地调查。
中国图书进出口深圳公司出具声明称：“我公司开发中心从未同意任何单位以‘中国图书进出口深圳公司’名义向社会征订过《社会新闻报》，一切有关征订等材料，均属伪造。我公司也从未进口过《社会新闻报》。”
法院工作人员到《社会新闻报》标注社址“铜锣湾百德新街恒隆中心1704室”实地调查，发现这一地址是另外一家公司。
香港和深圳调查的结果已经让杜林奎意识到，《社会新闻报》是一份非法出版的“黑报纸”。为了弄清这份报纸的由来，杜林奎决定在寻找源头上下功夫。
法院工作人员从收到装有《社会新闻报》的信封上发现，信封为河北省廊坊市印刷，于是立刻致函营口市公安局，并在当地警方的支持与配合下，查到了与《社会新闻报》有过印刷业务往来的“边城印刷厂”。
据帮助联系业务的中间人仇克栋说，2005年下半年，自称为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社会新闻报》社长的高扬，让他印制了工作证、记者证各100本，每本7元。2007年5月，高扬为更换记者证和工作证，又让他印制了100本记者证和工作证，价格仍为每本7元。而印刷《社会新闻报》的业务因价格原因，双方没能谈成，高扬交给了另外一名廊坊人去印刷。
在掌握上述证据后，营口市中院认为，《社会新闻报》属于非法出版物，高扬是假记者。
另外，营口市中院还从营口市驻京办事处和一些当事人中了解到，冲击营口市中院等多起事件均是高扬一手策划的，并造成了从9月2日至5日营口市发生162案次进京滋事的严重后果。于是，营口市中院决定先对高扬实施司法拘留。
9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警方在营口市中院的请求下，在高扬租住的房屋内将其抓获。24日下午，高扬被公安机关按照追究刑事责任程序进行了处理。
怀才不遇
他想把非法小报办得家喻户晓
9月24日，记者见到了高扬。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试图保持平静，但是他那东张西望的眼神透露出了内心的不安。
今年39岁的高扬系河南省达县人。据他自己讲，他1993年毕业于某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两家知名媒体从事采编工作。2004年，全国范围内进行报刊行业整顿时，他成了一名下岗记者。
下岗后，高扬仍想在媒体方面发展，但是，他并没有走正常的路子，而是办起了非法小报。
在媒体界打拼多年，对媒体方面有一定知识积累的高扬，首先把“办报”的目光瞄向了香港。
“香港‘办报’条件比较宽松，只要在商业登记署和税务署登记即可，因此，我首先于2004年4月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出版集团。随后，由秘书公司办理了《社会新闻报》的有关手续。”高扬对自己办报经过娓娓道来。
而从营口市中院到香港有关部门调查的结果可知，在香港的商业登记署和税务署并没有查询到所谓的《社会新闻报》。
记者从高扬自办的几份《社会新闻报》上看到，几乎每期报纸头版的显著位置都是知名人士的照片。
当问及高扬这么做有何意图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为了扩大报纸的知名度。”
“你想把这张报纸的知名度扩大到多大呀，有没有一个目标？”记者追问道。
“我想把它办得家喻户晓。”高扬说完这话，自己都笑了。
连哄带吓
社会上招募“记者”帮助敛财
北京市朝阳区世纪东方嘉园小区里一个90平方米的两居室，就是高扬自办的《社会新闻报》的真正“社址”，也就是其办公地点。屋内摆设极为简单，厅里摆了4台电脑，室内放着1台电脑。
据高扬自述，《社会新闻报》开始时为周报，今年初因业务量小的原因，改为半月出一期。他是主编，有时也会以首席记者的身份亲自出去“采访”，营口这几次都是他亲自去的。
高扬聘任的制版员将采访完的稿件和一些从网上下载的稿件排完版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印刷厂，随后，《社会新闻报》在一些印刷厂的违规操作下就出炉了。
高扬交代，他手下有十多个人帮助“采访、收集新闻”，这些“记者”的证件就是他花7元钱从廊坊市的小印刷厂伪造的。
高扬手下还有一些“特约记者”或“通讯员”。这些人不但给高扬提供“新闻线索”，还帮助他向当事人收取报款等钱物。
据高扬交代，找他要求在报纸上曝光的当事人除了承担正常花销外，还要给他千八百元。他到营口几次共挣了近两万元。
为了收取钱财方便，高扬自办《社会新闻报》后，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由其未婚妻任法人代表。
据高扬交代，他的收入主要是来自正面报道的加印报纸款，另外还有一些软广告，两年多获利有五六万元左右。而法院的办案人员说，高扬如此说法显然是在避重就轻，想逃避法律责任，相信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随着侦查的深入开展，高扬的非法获利情况会真相大白的。
发人深思
假记者频频得手原因何在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假冒记者到基层行骗的事件屡屡发生，而有很多企业和政府部门明知这些记者是冒牌的也听之任之。
一位干部坦言，假记者之所以能够横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很多人眼里，记者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他们可以利用工作之便，认识大人物，做一些别人做不了的“工作”，也可以利用媒介，夸赞或者毁掉企业与个人的前程。
高扬交代，自办《社会新闻报》两年多以来，除了这次栽到营口市中院外，他不但从未遇到过阻力和障碍，而且还多次受到被采访单位的热情招待。
“工作”的顺利开展让高扬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说，今年8月份，他还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递交了参加十七大会议报道的申请。
假记者为何屡屡得逞？杜林奎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被骗的部门和个人本身可能存在着问题”。
“这些部门和个人为什么怕？说白了，不就是怕曝光么？正因为有一些应该曝光而来不及曝光的问题存在，才有了假记者行骗的空间。”杜林奎说。
记者手记
什么都有假的，记者也不例外，假记者可恶，不仅因为他们骗钱骗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新闻工作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他们为社会所信任，为百姓所信任，而一些招摇撞骗的假记者恰恰损害了这种信任，扰乱了社会秩序。因此，对这些假记者必须依法惩处，决不姑息。(记者 霍仕明 张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