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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近日与众不同地宣布中秋放假，引起激烈争议。有网友说“中秋月独照潍坊”，但也有论者质疑地方政府是否有放假的权力。而据查证，其实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对节假日放假的决定权做出统一规定。此前，广州举办九运会时放假一天，南京举办十运会时放假两天。去年为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也曾调休放假。自然，不可能有任何证据证明，大型政治活动比人们心中的“乡愁”有更充足的放假理由。
初闻潍坊中秋放假，惊讶多于惊喜。一个地级市，不遵从惯例自行“出牌”，难得，有勇气。但随后得知，潍坊中秋放假并非一次自觉的地方改革，而属于“巧合”：恰逢潍坊举行一个大型经贸洽谈会，公务系统基本上都被动员起来。洽谈会及其后续工作一直延续到中秋前，并占用了上周周末，于是潍坊就势调休，中秋放假，上周六上班。
“巧合”似乎冲淡了改革的意义，但我们并不意外。它与我们对近年来地方改革的基本印象相吻合，那就是激情递减，进取不足。
中国30年的改革进程，其实是由中央与地方、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线构成。托克维尔面对自由富饶的北美大陆时曾感叹：“今天统治美国社会的那些伟大政治原则，是先在各州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面对剧变的中国也不得不说，来自“下面”的变革激情与开拓勇气，也曾多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
小岗村的十几个手印改变的不仅是农民群体的生存状况，更为那个时代奠定了变革的精神基调。广东顺德在盛行公私之辨的背景下，率先进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制，引来各方效仿，10年后，中央文件终于确认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四川步云的乡长直选，掀起基层民主冲击波，现在各地推行的公推公选、公推直选都可看到它的影子。
那段时间，真是充满改革激情和突破勇气的凯歌行进。而所有那些改革，几乎都需要有对压力的承受和对风险的担当。小岗村按手印的人想到了坐牢；顺德改革严格“关门进行”，不向外透露一点风声以免半途夭折；步云直选面临与宪法和选举制度如何衔接的挑战。那时改革的冲动如此强烈，以致“变革”与“求新”成了时代的基本风尚。
但这几年，地方改革似乎趋于平静，基本上是走“深化”这条路，而缺乏“突破”的亮点。比如有的地方推出行政首长问责制，是步中央启动问责程序之后，对其进行文件化、规范化的一个“深化”动作。其他如机构改革、效能革命、公推公选等，其实都是对高层意图的延伸，让人眼前一亮的改革“突破”不多。如果潍坊不是恰逢经贸洽谈会，它会在没有国务院通知的情况下独自放假吗？
地方改革的平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改革越到后面越触及到根本问题，这不是地方改革所能解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改革前期，中央放权为主，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极高。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通过实行分税制、人事任免和强化职能部门的垂直领导，加强中央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那么，是不是地方改革就无所作为了？从唯制度论者的角度来看，体制制约，似乎只能如此，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向现代化成功转型，体制都不是惟一要素，民众心理、文化性格、社会的精神风貌都可能成为细微然而致命的要素。所以，在中国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刻，在这个国家面临选择的关口，我们不愿看到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等”的状态，把一切归于体制，把希望寄予明天。这种“等”，民众等着政府的举措，下级等着上级的改革，层层传递，难道整个国家最后把命运系于一个人的身上，难道整个社会要等待救世主才能进步？
如果你觉得中秋等传统节日应该放假，你做过什么吗？你给你选区的人大代表写信表达过意见吗？而地方官员，在并没有违反法规的情况下，有没有调研过民意并认真思考过怎么去满足？国家是每个公民的国家，是各级官员共同的责任担当。它的命运不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在每个人的手里。不等待、不旁观，有努力、有担当。
地方改革仍有不少空间。相对于稳态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应该鼓励更多的创新和变革。借用一句话：不要问体制制约了你什么，而要问你为改变做了什么。(南方周末评论员 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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