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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维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八十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邓小平印象记
——回忆邓小平1985年与穆加贝的一次谈话
张维为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当时翻译室主任叫过家鼎，五十开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过”。他是一个视翻译质量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里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他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中国女排在国际大赛中连连获胜，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带着一种挑战的眼神，老过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过说，“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我对官衔不甚敏感，但听了这番介绍，还是振作了一下。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话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感到了这是老过的压轴词。沉默了片刻，他提高了声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拓宽知识面，好好干”。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2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二)
1985年8月28日，天气炎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员于上午9点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是一个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这一突发事件。整个80年代，邓小平会见外宾几乎都在这个大厅里进行。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也是在这里会见了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实现了历史性的国共和解。这天，福建厅正面墙上挂着《武夷之春》日光岩巨画，一派浓浓的八闽风情，宾主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绽开的郁金香，像是画龙点睛，使得偌大的会议厅获得了一种灵气。
邓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刚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不久，避暑期间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脸晒得黝黑。邓走路平稳，身板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邓先与吴学谦外长握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觉得邓的手很软。我和邓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邓停驻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邓微笑点头。
霞飞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时的路名，也是整个法租界乃至整个上海最有名的商业街。我小时候家里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经常听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飞路。邓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曾在上海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可谓出生入死。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作为秘书长，他则要把所有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记在脑子里。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一生中两次最大的历险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的住处，要来搜查， “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报赶紧搬家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
邓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张锡瑗是他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地下党的战友。但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在上海去世。邓当时正在上海向中央汇报他在广西领导起义的工作，竟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的尸体，就匆匆赶回广西了。直到1949年解放，邓小平进城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入小棺，迁入龙华公墓。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对自己年轻时呆过的地方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恐怕晚年的邓喜欢到上海过春节也和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也多次去过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逗留过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广场、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邓小平之所以能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一定与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这些大都市闯荡过有关。一个从16岁到26岁的年轻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闯荡在国际大都市。当时的邓可谓一贫如洗，大城市的浮华势利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但城市体现的毕竟是另外一种文明。我总觉得邓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怀有某种“城市情怀”的人。如果说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的话，那么邓小平年轻时的城市经历使他与众不同，使他获得了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杰出领导人的一些难得素质。
邓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但没有架子的长者。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角度。
邓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好”，邓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对吴外长说。邓讲话声音底气很足，声音很响，好像不用话筒都可以传很远，这说明他身体尚好。但也可能与他耳背有关系。听力不好的人，讲话声音往往都比较响。
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给每人都递上一块热毛巾。邓小平用双手把热毛巾打开，擦了一下脸，然后再把毛巾对折，擦了一下额头，再放回碟子。他从茶几上拿起火柴，划了两下，点燃了他的特制熊猫牌香烟。邓轻轻地吐了一口烟，淡淡的一缕白烟徐徐上升，绕过他整齐乌黑的头发，从我眼前慢慢晃过，又转了几圈，消失在福建厅偌大的空间里，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亲历的另外一段插曲。
这一年5月，我参与接待了访华的丹麦前首相保罗·哈特林。吴学谦外长在钓鱼台宴请他。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邓小平吸烟上。哈特林说：1974年10月，他以首相的身份访华，见了邓小平。邓一坐下就拿着自己的熊猫烟，问他是否抽烟，他说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时主动插话：“我丈夫虽然不抽烟，但他喝酒”，邓听了大笑，说，“我是两个都做，烟也抽，酒也喝，但身体好像还可以”。哈特林很认真地对吴外长说：“我今天还记得邓小平讲这番话时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吴外长一边笑，一边进一步发挥，追问哈特林：“你知道邓主任为什么这么自豪吗？”哈特林摇头。吴说，“告诉你一个机密：我们有个说法，只抽烟不喝酒，只是一般的爱国，既抽烟又喝酒，是真正地爱国，因为国家烟酒征税征得最高”，宾主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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