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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邓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还在继续。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楚”。换言之，邓不仅认为中国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等国家也没有搞清楚。邓接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上世纪20年代采取的一些比较灵活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包括把土地租给农民，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等。我后来查了一下，邓是1926年抵达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整整呆了一年。虽然列宁已经去世，但1926年还属于新经济政策的后期，邓在苏联期间可能亲生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务实一面，体会到了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完全抗拒资本主义中有益的东西，而是要把资本主义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拿来发展社会主义。
邓这段时间内在苏联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本意，不像后来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言必称斯大林的王明。邓小平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后来至少两次听他对外宾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显示了他对苏联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这段历史情有独钟，反映了邓本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邓多次说过，这以后，“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指的就是后来取新经济政策而代之的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
邓接着非常诚恳地对穆加贝说：“穆加贝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但请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邓提醒穆加贝注意中国走过的弯路。邓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但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观客观方面的情况，容易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好像怕对方没有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下：“我还是这句话，希望你们多注意中国那些不成功的经验”。这时，邓略微停顿了一下，等我翻完这段话，他又补充了一句：“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时间飞逝，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双方都有言犹未尽的感觉。邓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穆加贝坦率地摇摇头。并说，非常想看看这本书。这时，我看到吴明廉已经走了出去，大概去布置工作人员赶快去找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据说礼宾司的一位小伙子马上要了车，赶去北京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英文本，但却被告知书店无货。后来吴告诉我，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同事正好买了一本，准备和中文版对照学英文的，还算新。礼宾司就把这本书要来，作为邓大人的“礼品”送给穆加贝了。
邓一生写的东西不多，但发表的谈话很多，他对自己谈话整理出来的书面文稿看得很重。有一次我听他对外宾说，我的那个集子里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准确的表述。邓小平和他讲的道理实在都是很朴素的。穆加贝最后对邓说，“和邓主任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谈话结束后，两人站起来握手话别。穆加贝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在场的人都笑了。邓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大概是一讲到香港回归，邓自然联想到了中英之间为期一年多的谈判，联想到了和马克思也要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内外交困的境地。从1982年起，我以各种身份，断断续续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距离观察过的中外政治领袖人物有近百人，邓小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邓公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改变了中国，并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人。我有幸在自己生命最宝贵的年华中与这个伟大的生命有所交织，感受了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睿智和勇气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随后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深远影响。谨作此文以怀念这位难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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