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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位核心参与者表示，改革各关联方正在形成一个“共识”，核心在于改革的“快慢”有序。“快”即是注资、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化、发行上市，目前已经完成。“慢”的部分即是制度建设，包括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公司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内控机制等，是下一步的核心工作
过去的30年，对于新生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段脱胎换骨的历程。从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的诞生，到巨额不良资产的化解，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梯次股改上市，中国银行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银行业巨大变革相伴的，是居民财富的迅速积累。银监会2006年年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6.66万亿元，而1978年的同一指标为210亿元，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膨胀了近800倍。
商业银行雏形初现
1978年1月15日，李葆华受命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任央行行长，李葆华履新后，把银行的骨干解放出来，并恢复了银行机构，同时，对银行制度进行了改革。
当时，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要求从央行独立出去，李葆华研究后同意。法国商业银行表示愿意为人民银行提供外汇贷款，李葆华同意并特意派一些干部组成代表团，要求他们调查了解西方国家银行的最新状况。
1979年3月13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改为直属国务院的中国银行总行，同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成为一家国务院直属的金融机构，并逐渐承担了更多商业银行的职能。而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于1984年1月1日，由于政府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开展商业银行业务，因此将1984年1月1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手中的个人及工商企业存款划拨出来单独成立中国工商银行。
刘明康于1979年进入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在接待科工作。当时的这位普通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并曾执掌过中国银行。同样是在1979年，26岁的知青姜建清返城进入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成为一名点钞员。如今姜建清已是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银行董事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四大国有银行开始了一次“混搭”式的综合经营突破，都自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公司等业务，其实已形成一种混业形态。但由于银行缺乏风险约束机制，上述业务无一成功，于是1993年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分业经营。
而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强财政、弱金融”的格局下，中央银行既负有货币政策的职能，也承担了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职能。央行的大量资金以专项贷款形式，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账户，发放给国有工业企业，以及支持“三线”企业、“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及经济特区开发等。
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至此，工、农、中、建四家专业银行从法律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具体到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就是不良资产的大幅度增加和暴露。
同年11月，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随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法人管理、绩效考核等。
回忆起改革的动因，一位央行高层说，中央下决心进行银行改革，既是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是降低国有商业银行当时高达40%至50%的不良资产率的需要。
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后，从理论上计算四家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应该达到8%，但事实上按当时标准仅达到4.6%，到2003年又下降到4.28%；如按新办法测算，采取审慎的做法，扣除全部贷款损失，则仅为-2.29%。
央行在2001年至2002年作了很详细的抽样调查统计，基本摸清了不良贷款历史问题的形成原因。根据调查，在不良资产的形成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
银行业监管者们发现，通过资本约束等手段解决银行贷款盲目增长的问题，比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效果更好。一位央行高层回忆说，1998年一个重要争论就是，是否可以不用资本充实率进行监管，当时的判断是，不用资本充实率监管，短期并非不可以，但中长期银行的经营目标、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约束会出现重大问题。
国有银行股改上市
2003年底，汇集了各方利益的新平台汇金公司应运而生。2004年9月到2005年初，谢平身兼金融稳定局局长和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两职。正是这策划者与执行者兼备的4个月为出资人实体化打下了战略基础。
决策层于2003年底决定，选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进行注资，希望借此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而工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行、建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销，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汇金150亿外汇注资只是帮助工行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
通过建行的2005年10月27日H股上市，到中行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的“先H后A”，再到以工行的同年10月27日“A+H”上市，直至今年中秋日建行回归A股为标志，改革各关联方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位核心参与者表示，“共识”的核心在于改革的“快慢”有序。“快”即是注资、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化、发行上市，目前已经完成。“慢”的部分即是制度建设，包括公司治理、信贷文化、公司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内控机制等，是下一步的核心工作。
“下一步”更多的将交由中国投资公司来承担，由于其被确定为“政企分开的现代金融企业”，因此汇金并入后将不再是一家非商业机构，从而拥有所持股份处置权、分红可支配权和在划定的投资方向的决策权。
迈向新资本协议时代
建行、中行、工行梯次股改上市后，中国银行业的“关键词”已由“股改、上市”替换成“开放、资本”。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临近一周年，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关资本充足率、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等规定显然已成为银监会今后监管风格的基石。
在银监会统一国内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的规划中，已决心参照新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明确要求，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自我评估作为2007年的一项主要工作。银监会也会于今年在业内征求意见，并于2008年底前陆续发布有关新资本协议实施的监管法规。(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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