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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村的孩子们过着快乐的童年。 海国、冯昕 摄 对24日成功发射的“嫦娥一号”，八一村彝族青年刘起义等村民感到既骄傲又平静，因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想离也离不开。当地人都说，发射中心建起来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昨日，本报记者独家探访了八一村，记录了喧嚣过后的平静。 文/本报特派西昌记者 廖杰华、李颖、邱瑞贤 分布在发射中心周边的村庄有三个，分别是八一、那基和麻叶林。在发射中心建成前，中心四周的村民过着简单而又封闭的生活。如今，为了发射中心建设的需要，八一村的人们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农忙时回山里干活，农闲时下山休息。 正对着发射中心大门的是麻叶林村，发射中心背后则是八一村。在“嫦娥”发射前，它也许是中国最特殊的村庄，因为村民出入村都在行使一种“特权”。 “特权”：卫兵把守村大门 在村民眼里，八一村也许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隐蔽也是最难进入的村庄。而这一切得益于发射中心的存在。 村子里只有一条路和外面的世界相连。它和发射中心的大门并排，统称为“一号门”。发射中心的大门在左，村子大门在右。和发射中心的大门一样，村里的大门也由卫兵把守。 与西昌许多农村“泥巴小道”不同，八一村的村民从多年前起就启用了发射中心为他们修的路——起先是柏油，3年前换成了水泥路。进入一号门后，路就被2米多高的红色砖墙包围，在这中间，路从发射中心穿过，然后顺着山坡通向村子。路并不宽，刚够一辆大卡车通行。这里，除了特别重要的日子，村民们来去自由。 除了和发射中心“共享”一号门外，村民还享受着许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享受的独特待遇——离航天发射中心最近，免费观看次数最多。当然，他们也是受航天发射中心影响最大的少数人。 搬迁：是给发射中心让路 尽管上过小学一年级，但至今刘起义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太难了，不会写”。35岁的刘起义一家5口人。和村子里面的人一样，他们是被发射中心改变的人。由于发射中心的存在，刘起义一家人两地“分居”。10多年前，刘起义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了山下。按照刘起义的朴素理解“是给发射中心让路”。“卫星发射一般是在晚上，村民常常几天几夜被疏散在外，直到发射完了才能回去”。后来，发射越来越频繁，最终他们就搬迁了。 刘起义说，八一村总共有7个村民小组，离发射中心最近的一、二组和三组的一部分搬迁到了山下。搬迁的时候，各方给村民了不少赔偿和补贴。刘起义一家拿到了2万多元的补贴，他拿出其中的1.7万元在山下的新村里盖了一个小平房。可他们的地还在山上，因此搬迁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离开，绝大部分村民在山上的老房得到保留，“农忙全部上去，农闲就到山下住，但平日里基本都在沟里面”。 过去：疏散时组织看电影 卫星发射是八一村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每次必看，刘起义也一样。 “声音特别大，你会觉得地面在发抖，像地震！”刘起义说，以前疏散时村民们会被安排在附近的小学里看电影。 八一村是离发射中心最近的村子，需要疏散转移的是一、二、三组，每个小组约有一两百人。“牛啊、猪啊之类的并不会转移”。每次疏散时，不会停电，手机也能照常使用。村民们最怕冬天疏散，“冷得很”，而有时，几天几夜都在外面疏散，因此到了后来，很多怕冷的老人干脆懒得出来，“一般不会出什么事情”。 不过，刘起义现在的家已经搬到山下，属于2.5公里之外的安全范围之外，距离发射中心仍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并不需要疏散。 自豪：村庄变成观景台 发射中心的存在，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不仅意味着原有生活的改变，而且还孕育着新的希望。发射中心建成前，村民们大多靠种地过日子，“水田加旱地，平均下来每家五六亩”。 搬到山下后，村民们开始想办法找生活，很多人选择农闲时去西昌市区或更远的地方谋生，但刘起义选择了留下。发射中心的存在带动了周边的人流，刘起义干起了摩的生意，从山下到发射中心或者山上，白天三五元一个人，晚上则是10元以上。不过，比起刘起义的摩的，贾勇的运输生意则要大得多。 搬迁后，对于以种地为生的村民来说，“最恼火的事情就是山上山下两头跑”，而一些生产物资只能借助贾勇的农用车。在贾勇看来，跑运输是为了村民方便。 事实上，除了西昌当地的旅行社，村民也能提供一些服务。每次发射期间，不少村民都会守在发射中心门口，专事带游客进村的生意，“一人一百，包进包出，不成功分文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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