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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日前发表讲话指出，鉴于美国中产阶级当前面临压力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严重不足，美国国会叫嚣对中国汇市施压的做法是荒谬的。即便通过汇率途径可以消除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但不过是将其转移到其他成本更高的国家，最终的效果相当于给美国人加税，从而令中产阶级的处境雪上加霜。 根源在于美储蓄不足 在这份为前不久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中，身为大摩前首席经济学家的罗奇坦言：中国已成了困扰美国中产阶级所有问题的“最热门的替罪羊”。这也是美国政界过去一贯的做法，好比上世纪80年代之于日本和3年前之于印度。 尽管国会推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报复“总是明显带有某种程度的虚张声势”，但罗奇也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一次威胁似乎很严重，而且让人感到不安”，因为国会中已出台了10多项针对中国的贸易法案。 罗奇分析说，围绕中国汇率问题的争论起源于对美国中产阶级逐渐失去经济上的安全感的担忧，比如工资滞涨。按照最近几年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来衡量，美国工人没有拿到合理的报酬，因而代表这部分选民的议员便想当然地臆测：创纪录的对外贸易逆差是影响工人工资增产的“罪魁祸首”，并向对美逆差最多的中国施压。 但罗奇强调指出，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不在中国，而是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这一点非常清楚。”他说。罗奇分析说，美国的净国民储蓄率——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经汇率因素调整的合计储蓄——在截至2006年的5年内平均仅为国民收入的1.5%。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低的5年期国民储蓄率，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低的储蓄率。 “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引入过剩储蓄以实现增长，即保持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贸易赤字，以吸引这些资本。”罗奇说，“这恐怕才是根本的事实。” 罗奇指出，美国如果想要解决贸易赤字并缓解中产阶级工人承受的压力，就必须解决自身持续性的储蓄不足问题。 华盛顿才是始作俑者 罗奇进一步指出，造成美国储蓄不足现状的“始作俑者”在华盛顿自身，“因为华盛顿倾向于预算赤字、鼓励消费和得到美联储支持的资产化储蓄思维定式”。 然而，华盛顿的政客们却“根本不会进行深刻反思并承担此类问题的责任”，而只是一味地寻找替罪羊和转移视线，因为这样“要容易得多”。罗奇表示，中国只是一大串目标中的最新目标，20年前，日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而几年前印度也被视为美国就业机会外流的新威胁。 责难中国也反映出美国政界所面临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罗奇分析说，即“不愿意承担起进行教育改革和投资于人力资本的重任”，而后者恰恰是美国工人在新竞争形势下生存所必需的。“华盛顿没有为承受重压的工人投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可以保护国内工人不受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的挑战。” 罗奇表示，像现在这样因自身在储蓄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不足而指责他人，美国经济很可能会丧失其最特殊的竞争优势：不屈不挠的精神。相反，国会却一再推卸纠正美国储蓄政策的责任，一步步“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 在指责美国部分国会议员盲目施压中国的同时，罗奇也委婉地对华尔街的一些经济专家附和国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提到国内储蓄不足才是美国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时，罗奇说：“我对在美国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绝大多数同行很不满意，他们在与我一起作为专家证人就这些关键问题在国会作证时对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轻描淡写。” 中国更应得到赞许 在罗奇看来，美国国会试图通过汇率途径解决所有国内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他表示，在交叉汇率上施加压力，不过是发出一个相对的价格信号，把赤字转移到其他地方，譬如转到成本更高的生产国。“这就好比把泰坦尼克号游轮甲板上的座椅重新摆放一遍。”罗奇说，其最终作用相当于对美国中产阶级(这一切问题的受害者)加税。 对于中国，罗奇认为，“中国是活生生的经济发展奇迹”，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像过去15年中国经济变革这样的情况，而这是基于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这一点，“是作为资本主义堡垒的华盛顿应当赞许而不是批评的地方”，罗奇说。而且，中国正在持续兴起的私营部门，也是一大优势。 当然，与任何经济体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和风险，罗奇说，比如结构性不平衡、环境问题和收入差距等，但中国政府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罗奇注意到，汇率政策也一直是中国决策层关心的议题，但中国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事情要做”。 罗奇认为，与美国在其储蓄问题和多边贸易赤字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相比，中国则在缓解紧张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一点对美国政界来说颇具讽刺意味。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同时也在加大力度推动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转型。 罗奇进一步指出，考虑到金融体系仍欠发达的因素，中国在改革的时机上会认真权衡，即便其节奏可能不符合美国政界的要求，也并不需要美国来“指手画脚”。 “归根到底，全球化不过是一种信任——相信经济合作伙伴可以根据大家的共同利益行事，从而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和更繁荣。”罗奇最后总结说，“但我担心，责难中国的美国国会非常危险地忽略了这个神圣的目标。”(朱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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