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让她选择了间谍生涯 乔治.吉齐基在欧洲从来没完全满足过。他想重新回到非洲那更加广阔的视野当中。当机会来临———乔治代表国家作为驻亚的斯亚贝巴的领事时，他马上就接受了。
乔治决定先带克里斯蒂娜去肯尼亚，年轻时他去那里探过险。
克里斯蒂娜1939年看到的内罗毕是个新旧事物交集的大杂烩。最早的定居者开了商号做买卖，建了办事处做生意，盖了平房来居住，还种了又高又大的桉树作为装饰。随着岁月流逝，现代化的石头楼房取代了原先那些破旧的办事处。
吉齐基夫妇住进了索尔兹伯里旅店。这时，克里斯蒂娜已经明白，嫁给乔治是个错误。虽然乔治有时也非常开朗幽默，但他却给克里斯蒂娜一种幽闭恐怖的感觉。
从欧洲传来的消息越来越让人沮丧。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一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又落入魔掌。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犯波兰,波兰军队开始了英勇的防卫战。
也是在这时，克里斯蒂娜遇到了童年时的玩伴安德鲁，两人坠入情网同居了。安德鲁虽然一条腿残废了，却已是波兰抵抗组织的一名军官。克里斯蒂娜受安德鲁的影响，加入了英国的情报组织。
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为英国搜集、筛选、传送了很多信息。他们的团队里面有许多出色敬业的助手，其中有个叫做拉斯基神父的耶稣会教士。此人身材瘦小，脸庞酷似西班牙画家戈雅，据说，他为梵蒂冈工作。拉斯基神父往返波兰数次，最后他被布达佩斯的德军逮捕了。德军把他送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放出了阿尔萨斯猎狗袭击他，猎狗把他撕成了碎片。
另外一名助手是马尔钦.卢博米尔斯基王子，他体质较差，无法参军，但在接到艰巨任务时，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却从没退缩过。“步枪手”(波兰的一抵抗组织)不时派来信使，定期给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提供消息，包括德军的动向等等。
波兰逃亡分子源源不断涌来，安德鲁依旧把他们运往安全地带。但是，安德鲁再次被逮捕了，被送进了布达佩斯监狱。他在那里遇到了老朋友，来自二局的风度翩翩的少校。少校说:“中尉，你来到玛丽亚-特里萨兵营应感到非常幸运，这里仍然完全由匈牙利人掌控着。我希望，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请尽快离开匈牙利。”
自告奋勇帮助英国战俘脱离纳粹魔掌 他们在新房子刚一安定下来，克里斯蒂娜就告诉安德鲁，她打算再一次返回波兰。安德鲁指出，她的照片和文件现在可能都在盖世太保手中，但克里斯蒂娜毫不在意。她原本打算10月就动身，后来颇不情愿地同意等到11月降下第一场雪后再出发，那时边境警卫不愿呆在冰冷的树林里抓捕越境者。
10月中旬，有个信使赶来向克里斯蒂娜报告说，16名逃离德国战俘营的英国士兵现藏在华沙的一家聋哑人收容所。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因为外面谣传：希特勒将会实施“仁慈地杀害”残疾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残疾)的计划。
11月13日，克里斯蒂娜离开了布达佩斯，18日抵达了华沙。克里斯蒂娜径直去了聋哑人收容所，结果却发现英国士兵已经撤离了。这个群体的领导人坚持要波兰地下组织把他们疏散开来，并请求地下组织帮助他们进入苏联占领区。于是，克里斯蒂娜自告奋勇，要把另外两名英国士兵从波兰送往匈牙利。到了华沙后，这两名士兵的情况非常糟糕，医生断定如果不经过至少三个礼拜的休养，他们是不适合长途跋涉的。克里斯蒂娜必须把情报送到布达佩斯，不能等士兵康复了，所以她就把病号委托自己的那些“步枪手”朋友照料。后来，这两名士兵和克里斯蒂娜在贝尔格莱德有过一次愉快的团聚。
克里斯蒂娜在波兰的分分秒秒都非常危险。德国人在街上当众抓人，被捕者倘若不能提供真实的证件证明他们为德国人效劳，他们就会被送去做苦力或被送到集中营。
11月底，克里斯蒂娜返回布达佩斯，当时她身体状况不妙,患了严重的流感，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克里斯蒂娜不在的时候，工作照旧，但安德鲁却不安地意识到：他一直被人监视着，经常被人跟踪。安德鲁告诉她：他们该搬家了。
克里斯蒂娜不想听这些，声称她已经用火车托运各种文件，她必须等这些情报运到。在这些文件被理清之前，她不能离开布达佩斯。接着，她卧床休息了两个礼拜来医治流感。令安德鲁感到恐怖的是，克里斯蒂娜开始咳嗽吐血。他们的圣诞节过得一点也不愉快。
匈牙利少校暗中帮助她脱离虎口 清晨四点钟时，门铃响了。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立刻就明白，那担忧良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克里斯蒂娜匆忙穿上睡袍，安德鲁急着安上假腿。敲门声越来越响了。
安德鲁打开房门，看到4名匈牙利警察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安德鲁身边穿过，进入房内。把所有的灯打开后，他们开始有条不紊地搜查每个房间。自然，一切相关的文件早就处理了，所有那些剩下的都是一些五颜六色的旅游小册子，还有一些刊登着旅馆和饭店广告的地图。警察把这些都一点不剩地装进箱子里带走了。
安德鲁跟着克里斯蒂娜来到洗手间时，后面有个警察紧跟着他，那警察眼睛一眨不眨地站在那里，看着他完成了整个过程。
安德鲁拼命想找到一个办法，把那写满了电话号码的记事本扔掉。他用波兰语对克里斯蒂娜说：“这记事本究竟该怎么办呢？”有个警察赶紧说道：“不要说话。要是你们想说什么，就用德语说。”安德鲁回答道：“这位女士是不会说德语的。如果那样，就不能说话了。”
警察在房内搜索了一个小时。清晨五点钟时，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被匆忙推进了一辆宽大的警车里。克里斯蒂娜低声对着安德鲁耳语道：“把记事本给我。”安德鲁摇了摇头，局势本来就已经十分危险，他不想让克里斯蒂娜更深地卷入其中。
安德鲁与克里斯蒂娜被送进了纳粹监狱。后来，他们再次得到那位匈牙利少校的暗中帮助，他说：“因为斯卡贝克伯爵小姐病了，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除了有轨电车以外，你们不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你们可以回到公寓，但没有我们允许，不能离开。”
他们热切地向少校表示谢意，然后尽快离开了。两名穿着便衣的警察负责押送他们，命令他们前往平常的集合地———哈格里咖啡馆。
自然，这是又一道陷阱，因为他们明白：要是地下组织的两名成员消失，然后又出现了，所有其他人———尽管告诫他们绝不要犯这种错误———有可能围在四周询问消息，这就可以使警察抓住该组织中的一名又一名成员。
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沿着街道朝哈格里咖啡馆走去，这时安德鲁看到有个朋友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安德鲁小心谨慎地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姿势，那小伙子知道：克里斯蒂娜和组织的头目后面有人在跟踪。他一溜烟跑了，等到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还有他们的护送人员赶到咖啡馆时，没人上来欢迎他们，他们独自坐在桌边，点了一杯非常想要的热咖啡和一块三明治。只有在接到信号表示可以离开时，他们才动了一下身子。然后，他们就回家了，克里斯蒂娜给安德鲁讲述了她在狱中的经历。
